挑战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救援人眼中的极限、风险与救援

《劳动午报》(2020年05月21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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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女翼装飞行员失事的消息,王旭东一直在关注。固然因为各种新闻APP的推送,更是他身为绿舟救援队成员的本能。

“非常遗憾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翼装飞行一旦出事可能就是大事。”手机那头他的声音,带着职业的冷静和客观。“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意义。”

两年前亲身经历过泰国少年足球队的“世纪救援”,王旭东很明白,险情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有时需要总结原因,有时就是没有原因。身为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救援者,他依然强烈地赞美探险精神,只是强调一定要准备充分,将救援前置。

极限不是问题 超出才是

12日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景拍摄纪录片时,两名翼装飞行员中的一名女性在飞行路线偏离后失联。多支救援队持续搜救后,18日接到当地村民报告,在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林内发现一具遗体,后确认为失联者。

根据相关部门通报,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度约900米,距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垂直落差约1600米。经后期确认,她的降落伞包未打开。

曾在天门山飞过的翼装高手盛广强此前接受采访时谈到,女飞行员本来进行的是高空翼装飞行,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能在900米以上的安全高度开伞,从而飞入了自己并不擅长的低空领域。

未能开伞的原因尚不清楚。从救援的角度,王旭东表示,这次事发后6天就找到失踪者,搜救时间已短到让他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山岳搜救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就是对失踪者的定位。在此次事件中,失踪者从高空跳下后失联,需要搜索的范围非常大。”失踪者并未携带通信设备,无法利用定位系统直接获得准确位置,增加了搜索的范围和难度,等于“盲搜”。

而山区地形复杂、植被茂密,独有的小气候又容易形成雾气、降水等,影响飞机飞行和能见度,因此无论是飞行器在空中排查,还是地面人工搜索,都受到极大限制。

事故令人唏嘘,包括“国内翼装飞行第一人”徐凯在内,圈内多人发文悼念又一个爱好者的离去,舆论也再次聚焦这项极限运动。

尽管有很多次救援的对象就是类似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但王旭东和他的绿舟同伴一致认为,极限运动带有很强的挑战性、观赏性甚至高科技性,体现了人类认知世界、超越自我的勇气。“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能做的就是准备充分、量力而行、懂得放弃。”

翼装界也很反对称这项活动“死亡游戏”的说法。早在2017年,徐凯就说过,他看过太多付出生命的案例是“太着急”造成的。“如果你只是想满足飞行的梦想或体验这种自由飞翔的乐趣,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你没有必要去做超出自己极限范围的尝试。”

救援不是大片 拒绝心跳

翼装飞行惊险刺激,但救援要稳,拒绝心跳——就如同两年前那场“世纪救援”。

两年前,一支泰国少年足球队在清莱府一处洞穴探险时,因暴雨积水被困,在全球近千名救援高手的努力下,18天后平安脱险。王旭东所在的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当时派出5人赴泰。

获救的12名少年成为明星人物,这场全球瞩目的大事件被拍成了大片,而曾短暂曝光于聚光灯下的救援英雄们,生活早就回归了鸡毛蒜皮。

绿舟队员们清楚,轰轰烈烈、奇迹反转,那是大片。真实的救援,“枯燥,非常枯燥”。

泰国那回,是“百年一遇”的极端情况。洞穴狭窄曲折,不见天日,多处洞道被水淹没,救援难度极大,因此汇聚了世界顶级的洞潜专家。绿舟救援队曾试图在洞穴上方的山上寻找支洞,把水平搜索变成垂直搜索,以解决洞内潜水困难。但更多时候,是在收集信息、研究图纸和无穷无尽地等待。

尽管最终的救援方案还是选择了洞潜,不过有天晨会时,在例行的泰国国歌后突然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一刻,“还是有点小骄傲的。”队长王林说。

三千公里之外,绿舟秘书长董萍则带领一支20人的队伍在京轮班坚守,“前方起码半小时回传一次信息,后方24小时随时提供各种后援支持。”世人眼前的惊心动魄,由背后一件又一件烦琐的工作堆积。

“世纪救援”尚且如此,日常救援更不用说。

最常见的救援和这次张家界天门山救援一样——找人。寻找迷路“驴友”,有点像警察拉网排查,得把可能的路线一一用脚量过。绿舟队员王波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对救援充满幻想的青年满腔热血地跑来当志愿者,然后被“走啊走”浇个透心凉,最后再悄无声息地离去。

啼笑皆非的例子也有。有次在百花山,王旭东和迷路者隔着山谷吆喝,对方表示自己筋疲力尽,一会儿得抬着才能下去。结果碰面之后,“包都不用我背,浑身使不完的劲。之前就是吓得,如果他能冷静一点,可能都不需要我去”。

即使遇到真正危险的场景,热血上头的“大片式”救援也不是正确姿势。救援虽然涉险,但不能冒险。“别看大片,这和现实没什么关系。”王旭东说,“我们定的方案一般是非常保守的,但安全。”

要说不刺激也不全对,毕竟救援经常见尸体。“也会害怕的。要说怎么能平静,说白了就是见多了,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整个救援。”队员杜连洋表示自己不是天生胆肥。

公认胆大的是王旭东。部队大院里长大,从小就想当兵,进行过各种自我训练,包括“晚上独自无照明上山进个坟地”。进入救援领域后,有机会他会去医院急诊抢救室观摩,既提高急救水平,也算心理锻炼。

要胆大,还得“心硬”,尤其是遇险者家属在旁边哭的时候。王旭东的经验是:“要冷静,甚至冷淡。太动情,就会失去对风险的客观评估——你会冒险,你的队员会冒险。”

而救援的第一原则就是救人者要先保证自身安全,冒险是大忌。

救援不是目的 无险才是

几年前在广东,一个孩子在河边洗手时不慎滑入水中,家人着急下水救人,结果酿成了七人遇难的惨剧。全家唯一会游泳的舅舅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不是说会游泳才可以救援,即使不会,也可以递棍、抛东西,但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王旭东感慨,如果当事者有救援的基本知识,或许悲剧可以避免。

这也是绿舟积极开展防减灾培训、努力实现“救援前置”的原因——救援的最高境界,是无险可救。

在王波眼里,救人只是一个动作,而救援是个体系,包括能力建设和风险评估。“没有经过培训的救人动作,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

相比技能,普通人更欠缺的是风险意识。有一年北京昌平马刨泉有人溺亡,绿舟前去打捞,第二天早上才找到溺亡者。那里是挂着牌子明令禁止野泳的,但队员们还在把尸体往上捞着,旁边又有人下水了。

这一幕让王波至今耿耿于怀。“他们的内心独白可能是,我不会那么倒霉。但老话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正因如此,对泰国足球队获救后明星般的待遇,绿舟也觉得值得商榷。清莱的那处山洞,入口写着“雨季禁止进入”。“这种英雄般的待遇,可能反而是一个错误引导,因为从救援者的角度看,事件本身并不值得提倡。”董萍说。

救援是免费的,但培训收费,这让绿舟实现了机构运营费用的自给自足。

在绿舟,绝大多数成员是不拿报酬的志愿者,早期参与救援甚至是自掏腰包贴钱。绿舟的很多老人,都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赴灾区做过志愿者。灾难无情人有情,那场大地震带动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一年也成为中国民间救援元年。

从2008年起,做民间救援,志愿是基础。真的愿意,才能坚持。

于个人而言,能坚持到现在,王旭东是“自己喜欢,家人也不反对”,杜连洋理解为“责任和事业”,王波想到了“马斯洛需求理论”。各有各的道理,有险情的时候,上就是了。

汶川地震十年后,国务院设立了应急管理部;属地救援机制逐步建立;消防扩大了职能范围,开始被叫作“综合性消防救援”。在王波眼里,“这都是我们国家迈向救援新高度的标志”。

但民间救援仍在发挥力量,与消防救援互为补充。此次参与搜救翼装女飞行员的也有诸如蓝天救援等多支民间救援队。

回到这次翼装飞行事故,王波代表大家“澄清”:“有安全意识不代表因噎废食。如果没有探险精神,就没有我们这帮人。”

国际野外医学协会野外第一响应人、国际搜救教练联盟岸际救援证书、RQ3技术绳索救援证书、开放水域进阶潜水员……厚厚的一摞证书,黝黑发亮的皮肤,都能说明王旭东对户外和探险的热情。

探洞、爬山、潜水,年近半百的王旭东都热爱。他说,极限运动传入中国比较晚,“如果再年轻20岁,我也很有可能去尝试翼装飞行”。

但另一方面,绿舟救援队建议户外爱好者,要有充分预案和准备,尽量团体行动,不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毕竟,命只有一条,安全永远第一条。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