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中,衡阳有幸一度成为中国实业界重要的“庇护所”之一

衡阳打响的“工业保卫战”

《湖南工人报》(2015年08月28日 08版)本报记者 尹定文 见习记者 黎盼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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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永康老人在查阅衡阳保卫战的相关资料(记者 尹定文/ 摄)



▲1944年衡阳保卫战前之衡阳全城鸟瞰



▲衡阳保卫战之巷战



?衡阳抗战纪念城碑,衡阳是中国唯一一个由国民政府批准的“抗战纪念城”,该碑于1947年8月10日奠基,1948年4月竣工。



?衡阳抗日保卫战纪念馆陆家新屋

   

1944年6月衡阳保卫战爆发前,衡阳曾打响过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工业保卫战”。

在抗战的烽火中,沿海以及武汉地区工商业纷纷内迁,这场被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比喻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克”大撤退,让原本发展缓慢的衡阳一时成为中国实业界的“庇护所”。内迁企业大部分将厂房设立在南起白沙洲、北到合江套的湘江沿岸,鳞次栉比,浩浩荡荡,延伸长约10公里,犹如一条苏醒的巨龙,守护湘江,为战时人民生活所需和前方军需提供强有力保障。

抗战时期,衡阳的工业以轻工业为主,其主体由家庭式手工作坊和民族工商业构成。到1943年,衡阳稍具规模的工厂共有215家,手工业近千家。为了满足军需民要,工商户甘冒空袭之险,仍将店堂修饰一新,他们将货物上午车运郊外防空,下午返店开市,营业直至午夜方休,甚至通宵达旦。战时的衡阳也号称“不夜城”,有“小上海”之称,一跃而为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大经济中枢。

这场极一时之盛的衡阳“工业保卫战”已经走进深深的历史,但是,透过70多年的历史尘埃,它仍然光芒四射,映照着“抗战英雄城”的每一个晨昏……

1.烟囱林立,

衡阳工业盛极一时

7月的衡阳,天气闷热,莲湖路树林中的知了鸣叫不停,86岁的詹永康和85岁的老伴易敏树仍然照常从家里来到衡阳市老干活动中心。詹永康这位从衡阳市工商联退休的耄耋老人,每天准时都会出现在这里,成为很多老人羡慕的焦点。

放下手中的背包,从里面拿出一沓有些发黄的资料,面带微笑地说:“这有些资料已经绝版了,为了帮助你们,我都搜了好久。”詹永康这位老人,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衡阳从一个发展缓慢的城市逐步崛起到衡阳保卫战残酷得全城只剩下三五栋还算较为完整的房子,其他全部成为瓦砾断壁。

对待这段伤心的历史,詹永康心中有恨,咬牙切齿。

詹永康父亲因病早逝,随着长沙文夕大火的蔓延,全部家当化为灰烬。他们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从长沙乘船前往衡阳。两日两夜逆水行船,抵达衡阳市柴埠门码头。

拖着疲惫无力的身躯,詹永康母子俩光着脚在大雨中,湿淋淋地来到城南马嘶巷,找寻早年迁居此巷的家族。族人念在族亲血缘关系,为这对母子找了半间房子,詹永康的母亲向人借了微薄钱款,在街头做起了削荸荠的小买卖。

战火尚未烧至衡阳时,詹永康他们也算暂时安顿了下来。他通过走关系,用母亲借来的钱,进入了湘桂铁路芙蓉三小学习。“母亲每天早上给的钱,舍不得买吃的,留下来买铅笔和书本。”詹永康说,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吃了早饭出去,一直要熬到晚上回家才吃一顿……

刚开始进入衡阳,在詹永康看来,经济落后,城市不大,比较大的街道是由石板路铺成的,宽度不会超过5米。和较大街道纵横贯通的是小巷子,很多都是泥土路。

整个城市的工业发展也比较缓慢,除了水口山矿务局、湖南兵工厂和衡阳电厂外,基本没有大的工厂,只有零零落落一些手工业作坊。

新中国成立后,詹永康在衡阳市工商联工作,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和工厂企业打交道。他专门针对衡阳工厂的发展做过了解,衡阳工业的真正发展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得益于沿海城市工厂的内迁。

1937年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民机器厂胡阙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等民营企业家实施内迁,他们内迁的地址是武汉。在武汉形势危急,蒋介石提出要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西南、西北作为所谓“抗战建国”的大后方,并明确指令工矿调整委员会“筹划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1938年6月29日,内迁武汉的工厂开始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

最先迁来衡阳的是胡阙文的新民机器厂,这家工厂最后落脚于祁阳,在抗战时期,经过几年的艰苦经营,发展成为一个集采煤、炼钢、发电到制造机床、蒸汽机、发电机、轧钢机及至炭精工夹具的联合性企业,工人由2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

陆续地,沿海地区和武汉地区的不少工厂迁往衡阳,在湘江岸边落脚。内迁厂的佼佼者,有周锦水的华城电器厂,谈家骏、吴士熏的立达铁工厂,叶佑阶的民生铁工厂,祝燮臣的机器厂,陈馥歆的新华搪瓷厂,董之英的金钱牌热水瓶厂,邵鸿舜的福泰铁工厂,石庆福的固华电机修理厂等。此外尚有由长沙等地迁来的工厂数十家,如杨子霖的中洲毛巾厂,肖赖吾的宝华玻璃厂,童秉熏的裕华染布厂,童国忠的国泰锯木厂,江仁归的永生化工厂,以及一批大中型卷烟厂。这时城郊的白沙洲、黄茶岭、合江套等到处已是烟囱林立,工厂遍布,蔚为新中国成立前衡阳工业的鼎盛时期。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银行云集,除四家国家银行均在衡阳设有省级分行外,还有一大批省域银行,如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云南等,以及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如上海、金城、聚兴城、复兴、益华、亚西、工矿等共三十余家。同时还有一批独占性的经营机构,如中央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农业部福生湘庄,财政部的茶、烟专卖局,火柴专卖公司,湖南省贸易公司,湘岸盐务处等,在衡阳设有总部或分支机构。使衡阳一跃而成为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大经济中枢,游资之多,居全国首位,而专卖、统税、工商税曾分别列为全国第一、二位。

2.战火纷飞,“不夜城”仅幸存三五栋房子

到1943年,衡阳稍具规模的工厂共有215家,手工业近千家,为了满足当时市场的需要,工商户甘冒空袭之险,仍将店堂修饰一新,购进高档商品,做到品种繁多,花样新颖,上午车运郊外防空,下午返店开市,营业直至午夜方休,甚至通宵达旦。战时衡阳号称“不夜城”,有“小上海”之称。

但这一繁荣的景象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随着衡阳工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的作用显得愈加明显。日军为了打通南下通道,占据湘桂线和粤汉线交通要道,占领衡阳的决心也显得突出。

1944年6月22日,衡阳保卫战的序幕拉开。

这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在衡阳抗击近6倍于己的日军,血战了整整47天。

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的飞机每天都会在衡阳城区的上空肆掠。詹永康如今仍清晰地记得,衡阳北部有一个三层楼高的正康祥绸布店,店铺顶楼修了一个汽笛防空警报台,每当空袭即将来临,都会发出三种警报:空袭、紧急和解除。

詹永康说,自己胆子很小,每当警报拉响,他就从中山南路朝南郊跑,有一次在学校他们老师还没有打开大门,他就从门缝里钻了出来,飞快地跑了出去。炮弹的杀伤力,从小让詹永康有一种心理阴影。他在外婆家看见一个小孩站在渔船上,被炮弹的弹片击中,整个头颅被切飞了。

他回忆道,敌机每天凌空十几次,狂轰滥炸,妄图打通粤、桂西南方向通道。老百姓像失惊的雁群,从店堂门缝钻出来急忙逃命:夜班从睡梦中惊醒,衣服没穿好,就直奔四郊伏在地上。敌机一阵轰炸,地面立刻烟火冲天。由此市场萧条,市民财物损失巨大,人心惶惶。詹永康母子只能混在逃难大军中朝广西方向逃去。整个衡阳县城区一片瓦砾断壁,蒸、湘二水河中尸体浮满,臭气熏人。

这场战争,让衡阳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工业,也处于一种归零状态。尽管在战前,所有内迁至衡阳的工厂全部撤离,他们通过水路,将工厂的机械设备装船,运往广西的金城江,再通过陆路迁往贵州独山。其中,在撤离过程中,来不及转运的铅锌矿等战略资源,工厂老板将其全部倒进了湘江。

有关资料记载,衡阳总共被敌机轰炸528次,日军共出动飞机1580架次,投弹3580枚。日本军对衡阳城区每天不同程度的轰炸,让整个衡阳木质结构的房屋,全部被烧,敌机还往城区丢下燃油弹,要将城区夷为平地。据有关记载,战争结束后,整个衡阳城区仅存三五栋还算比较完整的房子,到处都是尸体,以及战火留下的硝烟。

3.劫后新生,“工业基因”在衡山湘水间勃发

刘国武,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系历史学教授,从事湖南近现代史研究16年。在他看来,衡阳工业的繁荣,与当时的战争息息相关。

他说,衡阳在抗战爆发以前,工业是比较落后的。最开始,衡阳只是一个县,之所以能设市,与民国以来,尤其抗战以来衡阳的战略位置、交通、工商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衡阳地处湘南要冲的衡阳盆地,四周均为高山环绕,南通两广,北靠株洲、湘潭、长沙等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交通方面,粤汉线、湘桂线在这里接轨。公路有湘粤、湘桂公路。衡潭、衡宝等公路纵横贯通,衡阳临湘江中游,耒水、蒸水在这里汇入湘江,上可达潇水,下可达洞庭湖,是水陆交通枢纽。

地理上的优势,使衡阳成为了前方和后方战场的物资中转站,在这里能供给前方军需,也能为大后方提供民用生活必需品。

刘国武说,内迁至湖南的工厂主要有两条线路,其中一条是从武汉出发通过洞庭湖溯湘江而上进入衡阳,一条是迁往湘西辰溪和沅陵。衡阳的工业主要以轻工业为主,主要有机器、玻璃、肥皂、搪瓷业、皮革、油料、纺织、炼锌等业。截至1940年12月,衡阳的机器五金有7家,电气工业有1家,陶器玻璃有3家,其他工业1家。国民政府为保障前后方的军用、民用所需,极力鼓励发展民营实业和其他各类不同性质的手工业,为补充战时工业生产的不足,省政府还大力兴办民生工厂,截至1939年上半年,从事纺织、木器、竹器、印刷、皮革等手工业,衡阳的资本达到33328元,职工人数有489人。

这些内迁进入衡阳的工厂和衡阳本土的手工业作坊主要集中在湘江沿岸的白沙洲到合江套一带,店铺林立,商业繁荣,距离大约10公里。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不少地方政府的银行都纷纷迁入衡阳,其中最繁荣时期,衡阳的政府地方银行达到35家,钱庄200多个。还有一些政府机关、军事机关、文化教育单位,这些都促进了衡阳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使衡阳一跃成为后方著名的城市。

工厂生产初出来的产品很多都是通过水路、铁路运送出去,以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和战场军用所需。其中,水路运输尤为繁荣,其中以衡阳出发的物资可以通过五条线路运送到重庆,这些路线除运输矿产品外,还运输粮食等农副产品去四川,再从四川运盐回湖南。一般情况下,他们采取分段运输法,通常在常德、沅陵之间,保证有木船600条,要求一次运输能力达万吨以上,负责近200公里的运输任务。由于陆运主要是人力运输,因而随时须集中人力车夫5000人以上,才能保证每趟运输能力在250吨以上。

随着衡阳保卫战的爆发,内迁至衡阳的工厂陆续迁往贵州、广西和四川等地,在战后再回迁至衡阳的工厂寥寥无几。在刘国武看来,这些工厂在衡阳几年的时间带给衡阳曾经辉煌的同时,也给这个发展缓慢的城市奠定了工业基础,训练了一大批技术工人,现代化的观念植根于衡阳人民的心中,为衡阳战后的恢复重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专家视点

衡阳师范学院教授刘国武:抗战时期,衡阳扼两广咽喉,也是连接大西南的交通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武汉、广州沦陷后,衡阳一度成为大后方的物资集散地,从香港、越南等地运输到中国的抗战物资大多在此地中转。后来,衡阳又开通了川湘水陆联运业务,衡阳的军需民用产品可直达重庆等大后方。与此同时,由于东南沿海大批工厂、人口迁到衡阳,促成了衡阳工商业的勃兴。同时,以衡阳为起点的湘桂铁路沿线的机械工业在大后方占有重要的地位。商业发展行业齐全、商户骤增。战前衡阳的商户约3500家,至1943年5月衡阳商户达6000多家。在金融方面,新式银行和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并立。这些促成了衡阳于1942年1月建市,其常驻人口为30万人,加上流动人口在50万人以上。衡阳在战时成为大后方仅次于重庆和昆明的第三大工商业城市和财政金融中心,被誉为“小上海”。

战时衡阳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奠定了衡阳近代工业的基础,现代化的观念植根于衡阳人民的心中,深刻影响着衡阳市民的生活习惯、消费观乃至价值观。

(除署名外,本版图片由衡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