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黑龙江工人报》(2019年07月01日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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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夫妻债务“共债共签”成为社会共识

夫妻债务“共债共签”原则拟写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6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二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对比此前的一审稿,二审稿新增了婚姻法第24条新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即去年初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24条新司法解释可概括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夫妻双方都要背;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夫妻双方都要背,如果一方不想背,就要证明债务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大额债务,夫妻另一方可以不背,除非债权人能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

“共债共签”的制度安排,既保障了夫妻另一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从源头上尽可能杜绝无辜一方“被负债”的现象,又可以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而遭受不必要损失。如做不到夫妻“共债共签”,那么日常家事范畴内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一般无需举证,若另一方不想承担,就要承担举证责任;超出日常家事范畴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若债权人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要承担举证责任。至于“家庭日常生活”标准,最高法也给出了参考意见。

在不废除第24条的情况下通过完善立法应对夫妻债务纠纷问题,目的有二:其一是要保护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其二是保护夫妻关系中无辜一方的合法权益,避免夫妻一方串通第三人坑害前妻或前夫。第24条新司法解释出台一年多来,多起案件中的债权人提出了撤诉申请,如今把较成功的司法实践内容吸纳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可谓顺理成章。

“秒办公证”体现数字便民之利

6月26日,广州市司法局推出全国首个“手机秒办公证”平台,市民只需一部手机即可完成办理。而该平台出具的电子公证书与一般公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意味着,今后在广州办理公证既无须跑腿,也不用再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了。

让数据多跑路,才能让群众少跑腿。这几年,人脸识别、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给推进“放管服”改革,注入了强大动力。人脸一刷,确认身份;各部门信息共享,材料无须重交;再加上移动支付、电子证书的应用,这一套公证办理的在线流程,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惠民便民。可以说,“手机秒办公证”不仅是公证模式的一项革命性变革,也充分体现了减证便民的改革初心。

这几年,证照电子化进程,在广州多个民生领域加快推进。除了电子公证书外,如今看病报销可开具电子医疗票据;车辆年检用上了交强险电子保单;而身份证、社保卡、护照,乃至出生证明,也都有了电子化形式。这些新的举措,一方面提供了办理的方便,另一方面则解决了纸质证照易丢失、损毁的问题。点滴变化带来获得感提升、幸福感增值,这是信息技术服务民生的生动例证。

继续在现有基础上提质增效,仍然要沿着以上思路,做好数据的汇集整合。信息时代的便捷,有赖于强大的系统支撑。只有不同部门、不同主体的海量数据,实现更大范围的互通共享,信息化的高效体验,才能遍及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这要求广州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打破数据流通门槛,扩大电子证照覆盖,使大数据汇集造福大城市治理。

大学“重金抢人” 偏离了育人初衷

据报道,就近日浙江大学本科招生处负责人声称“浙江全省前100名考生报考浙江大学奖励50万元”等行为,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向浙江大学发函,要求立即纠正违规招生宣传行为。浙大招生处称省内高考前百名报考奖50万,教育部发函:违规招生。

教育部对此早就有相关规定:高校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资源。高校之间“掐尖”,希望优质生源能够入读本校,这样的做法本无可厚非,反倒有利于大学之间进行良性竞争。但抢生源,不能变成了恶性争抢,通过砸重金抢生源,违背了招生规则。而近年来,教育部也一再要求,禁止炒作“高考状元”,各大高校对“高考状元”进行争抢,“高考状元”成了香饽饽,势必也会起到炒作“高考状元”的作用,让“状元热”进一步升温。

对于通过砸重金等“非常规”手段恶意争抢生源的高校,主管部门就需要予以警告,并责令其尽快改正问题,停止违规招生。一个高校的竞争力不应该体现在招生时是否更舍得向优质生源砸钱,更应该体现在教学能力、良好的就业预期等“硬指标”方面。高校更不能只把优质生源当成装点门楣的政绩,学校应该将更多的精力与财力放在培养学生,放在提升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方面。

希望“砸重金抢人”这样的抢人戏码不再继续上演,这除了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加强监管,予以规范,更需要高校能够主动摒弃错误的“抢人手段”及错误的政绩观念,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提升高校竞争力。这才是最好的“惜才”爱才方式,进而更好地成就“大学之大”,有利于高校建设成一流高校,也有利于高等教育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