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吃改革饭长大的“织里童装”

——探秘“织里样本”

《工人日报》(2018年09月11日 01版)本报记者 赵琛 赖志凯 邹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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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江南被湿冷的空气浸透。2018年2月,浙江织里人严良言带着家人在四季如春的云南旅游过春节。游玩两天后,72岁的严玲玲突然问儿子,“这里就是昆明?我来过的呀!”

织里镇与昆明,相距超过2000公里。

上世纪80年代初,严玲玲曾挑着一根扁担,带着自己在农闲时用缝纫机踩出的绣花枕套,远赴昆明贩卖。

听完母亲的回忆,严良言深有感触,“一是感慨母亲为了生活奔波,太艰辛!二是感慨这些年的巨大变化,想不到!”彼时,还在上小学的他并不知道母亲去过昆明。如今,他已是一家童装企业的总经理。

“一个扁担两头包,走南闯北到处跑”,严玲玲的经历是很多老织里人的共同回忆。

从默默无闻的穷乡僻壤,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童装名镇”,吴兴区委书记吴智勇说:“织里是吃改革饭长大的。”

挑一根扁担走南闯北

那一年,严玲玲坐了两天两夜火车才到昆明。把200对绣花枕套打成两个大包裹,扁担一头挑一个,她与同村的几个人一道出发,“只买了一张杭州到昆明的火车票,多余的钱都没有带。”

卖出枕套,她才赚到了在昆明的生活费和回程路费。这一趟,她还带回了约200元的可观收入。当时,丈夫在乡镇当技术干部,月工资还不到50元。

额外的收入刺激着渴望勤劳致富的织里人。在改革开放以前,他们就利用纺织、刺绣等老底子手艺,偷偷生产床罩、枕套,赚取利润以养家糊口。

1978年以后,敢想敢干的织里人积极响应改革开放政策。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严玲玲带着绣品去过苏北、云南、河南,家里的“钱袋子”渐渐鼓了起来。

“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织里镇人大副主席、童装科技创新中心主任潘新林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改革开放后,几乎每个家庭都与纺织业关联起来。母亲去苏北卖过枕套,他最初参加工作时也是“白天做教师、晚上绣枕套”。再后来,潘新林的很多教师同事都“下海”了。

靠着纺织业,很多织里人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不认识字的潘阿祥四处推销棉布、枕套,积累本钱后创立了振兴阿祥集团;1989年,杨建平借了1万元做童装生意,后来建立了湖州织里杨氏针织服装有限公司;1998年,马伟忠借了2万元,卖了一辆摩托车开始裁布缝衣,一年后创办了浙江布衣草人有限公司……

也就是在制造床罩、枕套的同时,裁剪下来的碎布料被聪明的织里人利用起来,缝成了一件件色彩斑斓、趣味十足的童装。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敏锐的织里人“嗅”到了新商机,较为集中地进入了盈利更多的童装行业。

织里镇也渐渐有了以童装交易为主的专门市场,各地批发商慕名而来,将“织里童装”带到了全国。

从家庭作坊到标准厂房

改革开放的春风继续吹——

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织里经济开放区于1992年8月成立;织里镇于1995年被批准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管理权限。

两个重大的改革举措,掀起了织里第二波创业浪潮。

“全国的批发商都会来,我们的货不愁卖。”潘新林介绍,1999年织里镇有1000多个家庭作坊式的童装个体户。

随着“织里童装”的“叫响”,许多走南闯北的织里人选择返乡创业。

“父辈创业很辛苦。”濮鸿峰记得,父亲濮新泉常常与他谈起“6台缝纫机起家”的往事。1982年,在上海做了一年多木匠的濮新泉回到湖州,“铺个塑料纸就在地摊上卖枕套”。从跑批发站、个体批发市场,到打入北京市场,“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出去了。”2003年,他将创立的今童王制衣有限公司从南浔区搬到织里镇。

与此同时,外地人也纷纷来“探路”。

2002年,拎着一只旅行箱,辽宁姑娘田丽秋只身来到了这个南方小镇。“只是听说过织里这边童装业势头很好,就想来闯一闯。”此前,她在北京做过服装零售和批发等生意。

“这里很包容,产业链相对完善,政府也很支持,市场氛围相当好。”在织里镇,她亲眼见到了童装行业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和同行们努力干事业的热忱,一周以后就决定留下来。2010年,她创立湖州朗田服饰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本地人严良言任总经理。今年,公司预计销售额可达到1.8亿元。

绍兴人陈水龙则直接将自己创立的阿龙衣族服饰有限公司搬到了织里镇,公司目前的年销售额已超过8000万元。

童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新挑战。

2006年,37天内接连发生两场特大火灾,惊醒了所有织里人。整治“小乱散”迫在眉睫,产业升级转型势在必行。

由此,织里镇开始对“三合一”场所实行“生产生活水平分离”,并引导童装企业“生产进园区”。童装个体户也纷纷升级为企业,生产搬进了标准厂房。

以童装“突围”,织里镇从一条“扁担街”,发展为如今25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城镇。织里童装产业,从家庭小绣品市场,发展成为拥有童装设计与加工、面辅料供应、电脑绣花等诸多领域的全产业链,年产值达到1000亿元,占据国内童装市场的半壁江山。

用“金钥匙”破解发展难题

虽然“织里童装”已成为织里“名片”,但有一件事,紧紧地揪在了织里人的心头。那就是,在全国叫得响的童装品牌还不多。

“质量是品牌的基础,设计、销售等方面的人才是打造品牌的重要助力,也是这里的短板。”很多织里童装从业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就“如何发挥优势,如何补齐短板”,全面系统阐释浙江的八个优势,提出改革发展的八项举措。

拿着这把“金钥匙”,各级政府为织里童装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每一剂都有“真金白银”。

湖州市吴兴区纺织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于2003年异地重建,市、区、镇三级政府共投入2000万元,为童装质量“保驾护航”。中心主任柴小康向记者介绍,相关部门会委托中心进行随机抽检,企业也可以将产品送到中心检测,“目前可以检测标识标志、色牢度、重金属等374项标准,其中有100项是ISO标准”。

田丽秋说,公司的质量检测费用逐年增长,“特别是拿不准、新采用的面料都会主动送检。”

童装款式不再依赖“老板娘做设计”。目前,规模较大的企业都会聘请专业的童装设计师。2013年,织里镇还投资了2000万元打造全国首家童装设计中心。去年,中心设计开发童装款式达到1.5万件(套)。

产销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规模较大的企业可以先设计,做出成衣,再举办新品发布会,订货方通过看童装秀就能确定订单。企业根据订单进行生产,降低了库存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再出发,织里童装产业也需再谋新篇。

目前,织里镇党委政府正按照“进一步发挥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推进“5+1”工程,包括建设童装上市企业总部园、组建中国童装学院、建设织里童装产业示范园区三期等。

企业也与政府继续同频共振。陈水龙正计划将童装搬到“线上”,拓宽销售渠道;严良言近期联系了供应商,准备为产品更换一条更为平整的拉链;濮新泉决定收缩业务领域,集中精力做好主营的童装品牌。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织里人与童装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