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13家初创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发现,商业秘密被侵犯面临着立案难、取证难、损失认定难、维权成本高等维权难题——

【焦点】“维权成本30万,赔偿最多追回25万”

《工人日报》(2018年01月13日 03版)本报记者 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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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末,百度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起诉了前自动驾驶事业部总经理王劲以及其所经营的美国景驰公司。这一事件将侵犯商业秘密罪再次带入公众视野。

王劲案例不是个案。近年来,随着高科技企业增多,企业间人员流动加大,企业法律意识不强,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呈上升趋势。连日来,记者在辽宁采访13家初创期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发现,立案难、取证难、损失认定难等一系列维权难题,让许多被侵权企业“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有企业 “维权成本30万元,追回赔偿最多25万元”。

受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仅占知识产权案的0.1%

宋某2009年4月入职大连东信微波吸收材料有限公司,从事质检工作。2015年,在东信公司申请“一种用于户外防水耐候型微波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期间,宋某离职到了另一家微波公司工作。

不久后,宋某新入职的公司网站上登载了一款新产品图片并做了描述。东信公司发现,这与自己申请的专利吻合,遂将宋某和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被告删除在其网站中泄露本公司商业秘密的宣传广告。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申请的专利因处于公示期,已被公众知悉,不属于商业秘密。因此,驳回了起诉。

“申请专利本来就是为了维护知识产权,怎么公示了就不是商业秘密了呢?难不成为了认定商业秘密,所有企业的技术都不能申请专利了?”东信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此感到不解。

这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是2017年4月辽宁省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典型案例之一。事实上,很多类似案件因为商业秘密的范围认定有争议而无法立案。记者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2016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中查阅到,2016年辽宁法院共受理民事知识产权案件2087件和刑事案件58件,但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件有3件,仅占知识产权案件的0.1%。

《刑法》第219条明确,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与违反竞业禁止协议不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可以是职工,也可以是企业。违反竞业禁止条款后如果盗取了原单位的商业秘密,即有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2017年11月4日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对“商业秘密”的含义做了重新界定,将“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改为“具有商业价值”。尽管法律对商业秘密的范围做了调整,但商业秘密的认定还存在不规范之处。

辽宁一位多年在一线办案的检察官郑虹告诉记者,司法机关对于侵犯技术信息,只能依赖司法鉴定来完成对技术问题的认定。可我国知识产权鉴定刚刚起步,鉴定内容不规范、鉴定人员不规范,甚至出现过机械专家对化工领域商业秘密进行鉴定的先例。因此,侵犯商业秘密能够立案的仍是少数。

如何认定和计算损失,法规未明确规定

“维权成本30万元,追回赔偿最多25万元。”2017年的最后几天,沈阳科新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曹阳挣扎了一年,最终放弃了维权。两年前,公司主打的投影仪核心技术被跳槽员工甄某盗用,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公司经营效益受损(本报2017年8月12日曾经报道)。2017年8月,曹阳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正着手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到现在这场官司并没打起来。

沈阳科新电子有限公司创办于2013年,主营业务包括计算机、办公设备和通信设备等相关产品的研发、代理、销售和相关服务。次年12月,公司研发出一款微型投影仪产品,受到市场青睐。2016年3月,甄某离职后到一家同行业企业就职。不久后,新企业生产的投影仪产品与科新公司的产品相似度极高。

认为商业秘密受到侵犯,曹阳准备将甄某及其新入职公司告上法庭。一打听,商业秘密鉴定预计花费15万元,损失评估花费3万元,人工成本费4万元……共计30余万元。

维权成本高给曹阳泼了一盆冷水,取证难更是打消了曹阳的维权念头。科新公司法律顾问周宇告诉他,许多图纸、实验数据等物证和电子证据都在对方公司,加上甄某离职有半年以上,在此期间如果甄某毁灭、隐匿证据,很难认定甄某是盗窃获取的商业秘密。

曹阳的担忧不止于此。为了认定商业秘密,就要多给法庭提供秘密点,披露太多,同行业竞争对手容易掌握秘密点,会进一步削弱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披露过少,法官判断技术是否具有秘密性有困难,胜诉几率低。“没等我与这家公司的官司打赢,其他企业就开始用我的技术赚钱了。”曹阳说。

记者采访的13家初创期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11家企业认为,维权耗时耗力,成本过高。6家企业认为,侵犯商业秘密罪入罪门槛高,致使大量侵权行为得不到惩处,也是企业维权难的原因之一。

记者了解到,只有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2004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对于何谓“损失”,如何认定和计算损失,目前各项法规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行政、司法等相关部门协作不畅问题突出

1987年实施的《技术合同法》是中国有关商业秘密的第一部直接的法律;1991年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了商业秘密的概念;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规定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构成条件、侵权行为等方面的内容;1997年3月14日修订颁布的《刑法》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确立了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责任……由此可见,30年里,中国建立了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但实际上,行政保护缺少大量的实践基础,行政、司法等相关部门协作不畅等问题仍然突出。

郑虹对记者表示,商业秘密行政执法涉及多个执法机关,比如市场监督、文化、烟草、城管、海关等,实际查处的不少,但移送公安机关的却是少数。

“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不同的要求,导致一部分行政机关移交的案件因证据不符合起诉标准、移送案件延迟等原因无法定罪。”郑虹说,“此外,由于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专业性较强,前期工作往往需要行政执法部门中专业人员的协助、配合,而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在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到场后反而撤离了,这也导致案件侦查不畅。”

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海建议,法律和知识产权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商业秘密认定程序的规范,实现信息、案情互通,逐步建立对商业秘密保护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企业也应当增强商业秘密侵权和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商业秘密的保护,明晰涉密人员的保护责任,确定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