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故宫特展,除了看热闹还需懂门道

《工人日报》(2015年09月28日 06版)胡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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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游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观看石渠宝笈特展,其中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283件书画藏品。这是近10年来北京规格最高的书画藏品展览。11月8日,展览结束之后,这些藏品将被入库封存,至少3年不会再进行展出。

张浩 摄/中新社



《列女图》   



《游春图》资料图片

   

编者按

从9月8日起,故宫博物院举办为期两个月的“石渠宝笈特展”,展出的《清明上河图》等众多艺术珍品,为广大观众带来了一场重量级的“艺术盛宴”,观者一时云集。

据悉,此次特展共分典藏篇和编纂篇,共展出故宫书画藏品283件,其中有诸多国宝级展品,如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列女图》、《游春图》,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五牛图》,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三希”之一的《伯远帖》等。对于此次观展的“只有热闹”,业内人士认为,相关机构需要进一步去探索如何为公众提供更多了解与接触文化精品的机会、传递欣赏的多元方式。当越来越多的观众常常走进博物馆、美术馆的时候,公众对艺术欣赏的能力才会逐步提高,“文化盛宴”的意义才会真正显示。


“今天参观观众较多,排队至少需要6个小时!”“往前走走,不要停留!”“请跟上前面的观众!”“您一会儿可以看高清大屏!”……自故宫“石渠宝笈特展”开展以来,每天都有大量参观者蜂拥而入,由于武英殿实行200人的参观限流,工作人员不时地广播提醒。

9月18日上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出现在武英殿。有观众告知排队一个多小时,他拱手表示歉意。

此次特展影响之大、观众之热情,大概90%是因为一幅传世珍品《清明上河图》。其实,这次特展的主角是一部书,而并非哪一幅画。

《石渠宝笈》是怎样一部书

“从展名可以看出,此次展览并非‘《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精品展’,而是对《石渠宝笈》著录体例的第一次集中展示。展览的学术目的旨在让观众了解《石渠宝笈》这部书,了解它编纂及其著录书画的特点,以此对清宫皇家典藏书画的聚散、特质和鉴藏的研究方法有基础的认识,能够客观评价《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价值。”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玮阐释说。

那么,《石渠宝笈》是怎样一部书?它编纂的前提和体例规范又是什么?

从六朝到清代,历代皇家的书画收藏延绵不绝,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独特方式。据统计,清宫收藏的书画达万余件,来源除继承明代宫廷内府收藏之外,亦有大臣进献、抄家籍没,或从民间藏家手中购置,以及当时宫廷画师的作品。而其时,皇家便有了将宫廷收藏的书画登记造册的传统,即所谓的著录。

清廷于乾隆和嘉庆两朝,根据作品的等级,按照作品在宫中贮藏的地点为次序,以“千字文”字头编号来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分3次集结完成,分为《石渠宝笈·初编》、《石渠宝笈·续编》、《石渠宝笈·三编》。书中详细记载了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书体、画法、内容、题跋、印章等信息,同时考订作者、相关人物、流传过程,以按语形式标出。

而《石渠宝笈》在3次编纂过程中,内容及方式也有所微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介绍,《初编》的体例有4点值得注意,分别是尊宸翰、按时序、分等级、重取用。《续编》的内容比初编多3类 :一是历朝旧拓的法帖丛刻;二是关系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的图画;三是洋画和番画。《三编》则在内容上,补入了初编和续编漏载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宸翰”,嘉庆皇帝本人的作品,以及臣工进献而不见于初续编记载的作品,体例则沿袭《续编》,但没有分等。

特展反映皇家品赏文化观念

“石渠宝笈特展”在武英殿书画馆和延禧宫展厅同时展出。“典藏篇”陈列于武英殿,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注重揭示书画收藏、流传、辨伪的历史,突出展览的专业性和趣味性。展览此部分共分为皇室秘赏、重回石渠、考订辨伪三个单元。展出历代书画的经典之作,如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列女图》、《游春图》,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五牛图》,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三希”之一的《伯远帖》等,另有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宸翰集体亮相,尚属首次。“编纂篇”陈列于延禧宫,以《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五个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宝笈》诸编的内容与特征。此处展览也精品众多,图书善本、专用宝玺等一一“亮相”,直观诠释《石渠宝笈》这一书画著录巨作。比如晋顾恺之《洛神图卷》,及15件《石渠宝笈》专用宝玺。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张弘星认为,对于《石渠宝笈》的研究,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观众需要了解书画作品的著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悠远历史传统的客观事实。“如果把一件书画作品看成一个活的生命体,那么,《石渠宝笈》之前宫廷内外的著录加上《石渠宝笈》以及《石渠宝笈》之后的著录,合力完成了著录体例中一件相同作品流转递藏的完整‘自传’的书写。”另一方面,《石渠宝笈》作为著录著作的重要性,也表现在它的著录方式上打破了以往的著录传统,而有新的创造。尤其是它反映出来的对一些宫廷中小型书斋所藏作品的著录。这些书斋是具有陈列展示的性质,但这个展示只是为皇帝,或极少数亲近之人所做的精致而私密的“常设展览”,由此或可说,通过对《石渠宝笈》的分析,也可看到它内在呈现出的中国古代书画陈列馆的雏形。“从这两个方面,将《石渠宝笈》放到中国久远的著录长河里观看时,就会发现它的独特之处。”张弘星说。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张震也指出,今天对于《石渠宝笈》的研究,首先需要弄清楚《石渠宝笈》得以编纂的前提。“现在的研究一般会根据著录去谈《石渠宝笈》是如何编纂,往往把一个重要前提给忽略掉了。”他认为《石渠宝笈》中著录的作品是把皇室日常生活与绘画品赏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所以,一定需要厘清的是,在这样一个书画作品使用功能的前提之下,《石渠宝笈》才根据所藏地进行了著录,著录的前提是藏品。

《清明上河图》当做“一扇门”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全长528厘米,此次全卷铺开陈列。10年前,为了庆祝故宫博物院80年院庆,这幅作品曾经展出,之后只分别在香港和日本展出,但都未曾全卷展开。为一睹国宝真容,很多观众一大早就在午门口排队。此次特展,很多观众是冲着《清明上河图》而来。

“这次故宫特展已经成了老百姓的‘嘉年华’!”知名收藏家包铭山对此感慨道,“这些展出的大部分我以前看过,上海博物馆展过一次宋元明清展,《清明上河图》也在苏州博物馆展过。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石渠宝笈’有点像那张百万英镑一样,到了当今这个社会,其实那张真正的百万英镑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只是一个真迹、一个效果了。你要看《清明上河图》,还不如实实在在看印刷品算了,可以在手上看个仔细。在武英殿人挤人怎么看?只能停留几十秒,后面推着前面,前面又有人催着,只能是看个热闹,根本没法谈欣赏。”

遗憾的是,很多观众在目睹了《清明上河图》真容之后,对同期亮相、同样艺术造诣高超的隋代展子虔(传)《游春图》、唐代韩滉《五牛图》以及首次亮相的东晋王珣《伯远帖》等,只是匆匆一瞥,有的甚至没有时间再去东西配殿欣赏,更别说延禧宫内“编纂篇”包括顾恺之(传)《洛神赋图》卷在内的许多珍品,它们默默地成为配角。

从建院80周年到90周年,《清明上河图》十年一见,让观赏变成了“朝觐”,民众的文化诉求与供给之间矛盾正在凸显。虽然,自2008年4月21日起在武英殿常设的、每年两期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已经将众多曾深藏“宫中”的书画国宝展示给广大观众,但展出的仅是少数经典之作。

而对于很多观众看了场热闹却不懂门道的现状,娄玮、张弘星均表示,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公众对《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开始有兴趣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或如张弘星所言,当下环境中,大众还是更多地接受到“明星文化”的信息,下一步博物馆、学者需要进一步去探索如何为公众提供更多了解与接触文化精品的机会,传递欣赏的多元方式。当越来越多的观众常常走进博物馆、美术馆的时候,“文化盛宴”的意义才会真正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