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六次劳动大会:苦求索、归统一
http://www.workercn.cn2018-06-28来源:中工网——《中国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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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六次劳动大会:苦求索、归统一

文/王永玺  戴文宪  

  从1927年夏至1949年秋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转折、求索和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1927年4月至7月,在大革命高潮中,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势力的支持下,相继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失败,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这次失败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工会和工人阶级,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中国国情下的革命道路和工运道路。此后经过从四次劳大到六次劳大长达20余年的苦苦求索,浴血奋斗,迂回发展,中国工人运动终于在抗战胜利后两个中国命运的决战中,走向成熟、壮大和统一。在解放战争隆隆炮声中,在全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展现的时刻,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48年夏末在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隆重召开,六次劳大是中国工人运动史又一块丰碑,它为新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意义伟大而深远。

  四次劳大:

  明形势、定策略、挽狂澜

  1927年6月,在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一次在工人运动惨遭镇压和正在转向低潮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本来的意图和作用是要挽狂澜于既倒,但大会制定的一些正确方针策略并没有得到贯彻,因此它也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

  血雨腥风的大革命形势。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工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据统计,在反革命政变的三天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余人,逮捕500余人,流亡失踪5000余人,上海顿时成为充满血腥的恐怖世界。继上海之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区的许多县市,都发生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被破坏,大革命高潮中发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被镇压。而在共产国际错判形势、左右失据的指导与带领下,中共中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幻想以妥协求得联合,不惜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放弃工人武装。但这反而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五大,五大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在党和工人阶级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和工人阶级指明方向。然而,五大并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对武汉政府的各派缺乏正确分析,导致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使向以国民党“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公然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颁布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禁令,并与北方新军阀达成共同反共协议。与此同时,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工人运动中开始出现“左”倾,使工人运动形势更加恶化。在如此动荡的形势下,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承载力挽狂澜使命的大会。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于1927年 6月19日至 28日在湖北汉口召开。到会代表420人,代表全国280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由李立三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向大会发了贺信。信中明确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工人阶级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共同的敌人作战。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国民革命的前途和工会的任务》等13个决议案,选出35名第四届全总执委和20名候补执委,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李立三为秘书长。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及苏、英、法、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与会。

  正确主张与未实施的缺憾。这次大会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工人运动面临严峻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大会的特点一方面是在革命高潮形势中工会会员队伍空前壮大,工人运动空前发展,从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1927年6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全国工会会员由120万人发展到290万人,因此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人数也有很大增加;但另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危机四伏,反革命政变加剧,党和工人运动内部存在失误,革命已经处于失败的前夕。这次大会提出了正确主张。大会立场鲜明地声讨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援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及加强工人武装的重要。在当时条件下,这一认识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和宣言着重强调: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士,向反革命的中心英勇进攻”;在各种反革命势力联合进攻工人阶级的情况下,必须巩固和发展工人组织,加紧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秘密工人武装;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工人阶级必须“援助农民实现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村的民主政权,以扩大革命的基础”。

  大会存在很大缺憾。由于共产国际指导错误、以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四次劳大对形势作出的正确分析以及制定的正确决定都没有执行,致使蒋汪合流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尽管如此,四次劳大的意义和影响仍然深远,在工运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五次劳大:

  陷低潮、旗不倒、再迂回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吓到,他们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了。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形势仍有错误估计,加之急于求反击,以及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影响,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又使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再受损失。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在这种“左”倾错误到来之初,并在其影响下召开的一次大会。

  潮落时期的工运形势。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开始对共产党及其工农群众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中外资本家趁机从各方面加重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革命失败后,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中心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的苏俄革命道路在中国已经行不通。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中国革命的道路开始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工人运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转向防御为主,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走上服务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在反对党内右倾错误的同时,滋长起“左”的情绪。要求工会工作以夺取政权为中心,不断暴动。这种“左”倾冒险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党和工会的力量又一次遭到惨重损失。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曾部分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但六大以后,随着白区工人运动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和战争加剧,为工人运动发展创造了新契机。在此形势下,党内一些患有革命急性病的人,对政治形势的有利面估计过高,导致“左”倾错误重新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

  红旗不倒再斗争的大会。1929年 11月 7日至 11日,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到会代表29人,代表39800余名赤色工会会员。中共中央向大会发了祝词。项英代表全国总工会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工人斗争纲领》《工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等12个决议案及《告红军将士书》《致赤色职工国际及世界各国工人书》等13项电文。大会选举了全总第五届执行委员27人和候补执委18人,选举项英为委员长,林育南为秘书长。大会在形势的估计和关于工人运动任务、策略等决策上,重新采取冒险主义方针。会议错误地认为反动统治阶级已经走向“日暮途穷”的境地,规定工人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工人群众准备武装暴动。1930年3月20日,全总为贯彻五次劳大决议召开特派员会议,进一步强调“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工人运动的方针“已不是发动日常斗争”,而是组织政治罢工“实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次大会实际取消了中共六大以来工人运动的正确规定和做法,“左”倾错误再次成为主导。但尽管如此,大会还是表明了在革命受到挫折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并没有被反动势力的暂时强大所吓倒,他们将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大会的严重后果。五次劳大对形势的判断和制定的方针任务带有明显“左”倾错误。五次劳大以后,受共产国际和苏共影响,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其结果是使赤色工会组织被破坏,工会干部被捕杀,赤色工会会员人数急剧下降,党和工会有限的力量几乎全部损失。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往苏区。全国总工会与全总中央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全国总工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六次劳大:

  归统一、迎曙光、铸辉煌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从此开始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转变。在其后的21年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历史阶段,迂回探索革命斗争道路,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正确方针和策略,紧密配合革命战争,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一次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次奠基大会。

  革命形势高歌猛进。自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起,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从1947年3月起,解放军即开始了局部反攻,至1948年战略决战的时机到来。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这样,国民党政府出现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面危机。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及时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行动纲领及一系列方针政策。1948年3月15日,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发出召开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成立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通知,得到各地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热烈响应。1947年底,朱学范在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会议后,表达了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心愿,得到中共中央热烈欢迎。1948年,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发出“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号召。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加紧筹备召开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并扩大筹委组织,增加劳协代表。这样,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时机成熟了。

  团结统一召开盛会。1948年7月31日,六次劳大预备会议作出决议,将代表大会定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由大会产生全国组织,恢复历史上光荣名称,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1948年8月1日至22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有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各解放区职工会的代表、国统区城市的工人代表,以及各大产业部门的代表共518人,代表全国有组织的职工283万余人。这是自1929年五次劳大以后,中国工会历史上一次人数众多、代表广泛的空前盛会,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中共中央向大会发了祝词。大会由李立三致开幕词。大会听取了陈云《关于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李立三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草案)》的报告、朱学范《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刘宁一《关于国际职工运动的工作报告》。大会着重讨论了陈云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和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文件。

  影响深远的重大成果。六次劳大的主要成果,是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形势,规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总任务和国统区、解放区工人不同的具体任务,强调工人阶级首先要团结自己,联合其他劳动人民和一切爱国分子,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大会提出和确定的中国独有的“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是第六次劳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六次劳大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并确定了它的宗旨是为团结全国职工,保护职工利益,争取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联合全国一切被压迫人民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联合全世界工人为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而奋斗。毛泽东在评价六次劳大的成就时曾指出:“六次劳大决定的方针是纲领性的,是正确的。”大会根据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声明该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六次劳大闭幕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同年10月在哈尔滨召开首次全体执委会议,推选陈云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为副主席,并决定由李立三主持全总日常工作。六次劳大是一次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会。它既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总结,也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一个开始。它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恢复与重建,对动员全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起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六次劳大为解放区以及将要创建的新中国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工运方针,从而成为解放后新中国工运的新起点。

  六次劳大是中国工运史上光芒万丈的里程碑。大会通过的报告和章程、制定的方针和策略,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尤其在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创与发动的劳动竞赛与劳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一个创举。毛泽东指出:劳模运动与劳资两利是六次劳大特点,这是中国独具而苏俄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六次劳大是一次规模空前、团结胜利的大会,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2018年是这次大会召开70周年,在此时刻,让我们牢记历史、不忘初心、努力在新时代谱写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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