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礼容:做劳工的知心朋友
文/叶介甫 供图/冀川http://www.workercn.cn2018-04-04来源:中工网——《工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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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礼容,1898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湘乡文家滩沙子塘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是我国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后转入汉口明德大学。期间,曾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夏加入新民学会,10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创立中共湖南党小组工作。自1921年至1927年,易礼容一直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常委。1926年后,任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部长。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马日事变”后,被派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1928年后脱离中共党组织。1943年初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员,同年3月经朱学范推荐,易礼容任中国劳动协会书记长,参加中国劳协的领导工作后,坚持与陕甘宁总工会团结抗战的立场。抗战胜利后,易礼容配合朱学范,为国共两党工会的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这之后,易礼容遭到国民党通缉,随中国劳动协会转移香港。1949年,易礼容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同年,易礼容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劳保部部长,10月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1952年易礼容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易礼容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7年3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向毛泽东汇报了劳协的工作情况

  1943年初,易礼容来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员。这一时期,易礼容在国民党机构任职纯为养家糊口,因而工作被动,给人以无能、混饭吃的印象,招致同事讥讽和上级的责备。

  1943年3月,经朱学范推荐,在中国劳动协会(简称劳协:中国劳动协会1935年成立于上海,易礼容任理事,朱学范任常务理事。初期的劳协是劳动文化团体。1938年迁重庆后,朱学范当选理事长,陕甘宁边区工会加人劳协成为团体会员,劳协开始向全国性工会组织转变。)第四届年会上,易礼容当选书记长。主持劳协的日常工作,他积极投身民主革命运动,坚持与陕甘宁边区工会团结抗战的立场,与朱学范一起为国共两党工会的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劳协原是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管辖的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复杂,有进步分子、中间分子,也有社会部派驻劳协进行监视的反动分子。这样的人员结构不能适应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开展的需要。因此,易礼容对负责组织、文教、宣传的机构和工作人员队伍作了调整和充实。

  他首先改组了组织股,亲自兼任股长,吸收具有革命思想和追求进步的青年任组织干事。他将重庆地区的工作划分成几个区域,每区派一名组织干事去负责工作,并在工人活动分子中选拔具有组织能力的骨干,聘为兼职组织干事,这些人大多是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有的是与中共地下党有直接联系的进步分子,有些是民主同盟的盟员。劳协通过组织股和这一批骨干,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组织和宣传教育工作,联系了广大工人群众,形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

  易礼容还从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劳协个人会员。1943年后,劳协在重庆几个主要工业区,相继举办文化补习学校、福利社、托儿所,为职工大众服务,广泛联系群众,为直接发展个人会员创造有利条件。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劳协个人会员已超过15000人,使劳协具备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3年美国工人捐款,委托劳协为中国工人办理文化福利事业。这为劳协在工人中开展工作提供了经济条件。劳协利用美国工人捐款举办了许多工人福利事业,如:办理沦陷区技工内迁和湘桂区撤退技术员工的救济工作,举办工人福利社(开始是在重庆各工业区,以后逐渐发展到成都、西安、宝鸡、洛阳、桂林等地),举办劳工补习学校等。劳协还从捐款中拨了一笔钱给边区工会举办福利事业,这笔钱由易礼容经手,他写了一封信由《新华日报》经理彭少彭转交边区工会张晓梅。

  劳协运用这批美国工人捐款在重庆开展活动,国民党想插手。他们硬要不行,就动用政府权力。1944年上半年,社会部通知银行冻结劳协的经费,想借此迫使劳协就范。易礼容便带福利股股长张天民及财务室主任王建中到陆京士家,希望陆京士从中调解,尽快解冻。陆京士是社会部组织训练司司长、劳协监事会的监事长。开始,陆含糊其词,推说不知此事。易礼容等以陆身为劳协监事会负责人,不能不管为由,迫使他应允设法解决。最后经费解冻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毛泽东到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王昆仑、许宝驹等提出:你们能不能通知易礼容,我想看看他。后来易礼容、许文煊夫妇两次到张治中公馆“桂园”同毛泽东叙旧。9月初,毛泽东约朱学范和易礼容到曾家岩会晤,两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劳协的工作情况,得到毛泽东的勉励和支持。

  与失业工人为争温饱、争生存并肩战斗

  1945年8月,劳协接到世界工联通知,要求中国派出统一的工会代表团出席巴黎大会。朱学范和易礼容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见周恩来,请解放区工会派出代表共同前往。周恩来同意并积极支持,但遭到国民党政府多方阻挠。最后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陈立夫才同意让解放区工会负责人邓发参加劳协代表团。

  在巴黎大会上,中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受到热烈欢迎,邓发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八项主张。朱学范对八项主张表示完全赞同。邓发于发言后第二天致信朱学范,决定所有解放区工会均加入劳协,请朱学范在向大会报告中国劳动协会会员人数时,将解放区会员数目包括在内。朱接信后很高兴,即向大会报告中国劳动协会的会员人数为160万人,包括各解放区工会的80万会员。

  在邓发提出的八项主张基础上,朱学范回国后,授意易礼容主持起草了《中国劳动协会二十三条政治主张》,1946年1月30日朱学范征求邓发意见并经周恩来同意后,送重庆《新华日报》正式公布。二十三条政治主张明确提出中国劳动协会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立场,反映了当时全国工人的共同要求,表明劳协在政治上开始了由进步向革命化的演变。

  “二十三条”发表前,在劳协内部曾遭到以陆京士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坚决反对。在朱学范、易礼容极力坚持下,才得以送《新华日报》公布。《新华日报》和劳协机关刊物《中国工人》全文刊登后,上海的工人刊物《生活知识》立即转载。虽然国民党的报刊均未予发表,但是国民党控制的许多工会,如全国邮政总工会、西安市总工会、粤汉铁路工会等均向劳协发来了函电,表示支持。在国统区工人群众中也引起广泛反响,许多工人纷纷申请参加劳协。

  在劳协发表“二十三条”前后,易礼容运用劳协的合法地位,组织了失业工人向国民党当局的请愿斗争。

  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陪都,沦陷区的工厂相继迁到重庆,使它成为大后方的一座工业集中的城市。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受到美货倾销的冲击,国民党政府忙于到敌伪占领区去“劫收”,停止对大后方工厂的加工订货,造成重庆民族工业生产停顿,许多工厂大量裁减工人,甚至关门倒闭,失业工人剧增。大批失业工人找劳协寻求帮助。易礼容对劳协工作人员说:“这正是我们劳协进行领导,发挥作用的时候。工人信赖我们,找我们,劳协会员正好在里面发挥作用。”易礼容将劳工补习学校的进步教师和劳协组织股工作人员派到失业工人中去,与失业工人为争温饱、争生存并肩战斗。

  劳协首先设法解决失业工人生活困难问题。1945年11月6日,朱学范、易礼容联名发出《中国劳动协会为捐款援助失业工人告会员书》,要求会员和劳协机关工作人员开展捐助活动,共募集了600万元,并从劳协福利经费中拨出3700万元,解救失业工人燃眉之急。前后发放了三次救济金,开始每人发3天生活费,后改为发一个月。使4000余名最困难的失业工人得到救济。并且将劳协在重庆各区的工人福利社,作为失业工人的活动场所。

  第二件事是组织重庆工人进行反失业斗争。

  1945年11月3日,易礼容组织失业工人进行第一次请愿斗争。国民党政府派国民党的工会分子控制失业工人请愿团,玩弄“书面请愿”“公文来往”等把戏,用推和拖的办法对付工人。易礼容发现后,指示请愿团里的劳协代表,在失业工人中揭穿国民党的阴谋,并亲自带领16名失业工人代表到社会部请愿,向社会部部长谷正纲陈述了6条解决失业工人问题的办法。随后,在大梁子工人福利社召开失业工人代表会议,重新推选第二次失业工人请愿团,把请愿团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失业的工人手里。

  第二次失业工人请愿团组织起来以后,失业工人穿梭来往于大梁子工人福利社,反映没钱吃饭,希望劳协出主意、想办法。易礼容对组织股的人说:重庆有那么多饭馆可以吃饭嘛!失业工人到饭馆吃饭,吃完饭开个欠条,叫饭馆老板去社会部收钱。组织股的人分头将易礼容的主意传达给失业工人,失业工人纷纷走上街头,走进饭馆就吃饭,吃完打个欠条就走。几天之内,饭馆纷纷关门,社会舆论哗然。国民党当局说工人有意扰乱治安,派警察干涉,失业工人对警察说:“我们失业了,没有办法,肚子饿了要吃饭,欠了钱将来有了工作再还嘛!”警察同情失业工人的困境。

  易礼容把这个斗争方式叫做“批衣鳞”,衣鳞是龙的鳞甲,“批”就是倒撕,倒撕龙鳞甲,蒋介石这条“龙”就受不了。蒋介石在第二次大战时自封为“民族英雄”,工人在抗战中出了力,胜利后反遭失业,生活无保障,满街失业工人吃饭不给钱、请愿,闹得满城风雨,这就是给“民族英雄”脸上抹黑,把他搞痛了,让他下不了台。

  第二次失业工人请愿团决定于12月17日组织全市失业工人到行政院大请愿,并由劳协将失业工人提出的7条要求(7条要求是:1.不准资本家随便关厂、停业,关厂停业要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2.工厂停工,资方要负责继续供应工人的伙食,发给3个月的解雇费;3.已经失业的工人,由政府负责救济;4.要求回乡的工人,由政府负责提供车船遣送回乡;5.遣送回乡途中,应供应膳宿;6.应给失业工人以证明,回乡后在当地有优先复工权;7.要求政府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失业工人问题。)先行送交行政院。行政院长宋子文得悉后,立即责成社会部负责解决失业工人的要求,并务必设法制止这次全市性的大请愿。社会部被迫让步,于16日通知劳协,表示政府接受失业工人所提要求,请劳协转告失业工人不要举行请愿。

  17日早上,南岸参加请愿的工人未接到暂停请愿的通知,已过江进城,整队走上街头。易礼容赶去接见他们,说明社会部已接受大家的要求,并和南岸工人请愿队伍一道,步行前往社会部。在社会部,由组训司司长陆京士出面接见,答复:政府已经全部接受工人提出的7条要求,并在一两天内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具体分工,迅速处理。

  由于国统区的经济危机继续发展,1945年底至1946年春,又有许多工厂陆续倒闭,又增加了大批失业工人。以小龙坎劳协工人福利社为阵地,成立了沙磁区失业工人请愿团。易礼容指示组织股的人推广沙磁区组织失业工人请愿团的经验,筹组一个全市性的失业工人请愿团,进行第三次失业工人请愿斗争。

  第三次失业工人请愿团于1946年4月23日,在大梁子劳协工人福利社宣告成立。这次失业工人斗争主要解决失业救济费和遣送回乡等问题。

  “八·六”事件后遭通缉去香港避难

  1946年2月,为庆祝政协会议成功,促使政协作出的五项协议彻底实现,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中国劳动协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育才学校等23个团体联合发起召开庆祝大会。大会订于2月10日上午在较场口举行。

  正当大会积极筹备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于7日召开军、警、宪、特负责人会议,密谋采用所谓“民众斗民众”策略,布置打手破坏大会。9日晚,陈立夫派秘书彭尔康送给朱学范一封亲笔信,威胁朱学范:不许朱本人和劳协参加庆祝大会。彭尔康还当面传达陈立夫口信:“如果朱学范参加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就一刀两断,就完了。”

  朱学范当即与易礼容商量,由易礼容起草回信给陈立夫,信中指出:政治协商会议是蒋主席主持的,我们劳协参加大会正是为了庆祝政协的成功。并明确表示,10日的庆祝大会,劳协和他本人均坚决参加。

  另一方面,易礼容在大梁子工人福利社召集劳协机关部分负责人紧急会议,对次日大会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研究和应付的准备。在此之前,易礼容已根据大会筹备会决定,布置组织股工作人员和部分劳工补习学校教师组织500名工人参加庆祝大会,并负责维持大会会场秩序和安全工作。

  9月10日上午,国民党当局布下的特务、暴徒破坏庆祝大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特务暴徒打伤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章乃器、马寅初等知名人士、教授、记者及群众60多人。劳协的工作人员和会员奋力保护大会主席团和群众的安全,多人被暴徒打成重伤。事后,国民党当局为掩盖罪责,造谣诬陷劳协是破坏会场的“暴徒”“打手”,朱学范、易礼容是“指挥者”,并指使在现场指挥暴徒的主犯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吴人初(重庆市教育会理事长)向法院起诉,诬告李公朴等5人“聚众扰乱会场”“伤害他人”;唆使被劳协工人扭送法院的谢雅南,向法院状告朱学范、易礼容。经过提起反诉,在法庭上展开斗争,揭露刘野樵等一伙特务的罪行,这场官司便被迫草草收场。

  劳协积极参加庆祝大会,同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冲突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协的迫害日益加剧。谷正纲下令禁止劳协活动,禁止工人参加劳协,强令易礼容停止执行书记长职务,直至1946年8月6日对劳协进行疯狂镇压,指使其御用工具——重庆市总工会武装接收劳协重庆办事处及工人福利社等所有机构,非法逮捕劳协员工38人,制造了“八·六”事件。

  早在“八·六”事件以前,国民党就已加紧对易礼容的迫害,散布易礼容在重庆组织8万工人暴动的谣言,在重庆市总工会出版的《劳声报》上,诬陷易礼容准备枪支组织“暗杀团”,调查军事机关秘密等,因而不许易礼容随劳协总部迁到上海去,致使易陷身重庆。

  “八·六”事件发生前,易礼容得悉国民党要抓他,便秘密离开重庆。 8月6日,国民党逮捕劳协大批人员后,在各报大张广告,“限令”易礼容于3日内投案自首,接着于8月21日下令通缉。9月25日又由重庆地方法院首席检查官发出对易礼容的通缉令。

  8月5日清晨,在劳协会员、汽车工人技术福利促进会(全称为“中国汽车工人技术福利促进会”,是1946年2月至5月,劳协为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和组织发动工人进行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在重庆中共地下党支持下建立的四个全国性的工人联谊会之一。成立四个联谊会亦被国民党列为易礼容的罪状之一。)负责人陈青凌掩护下,易礼容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俞欣(俞欣,西南联大毕业,民盟盟员,当时在劳协任秘书工作。她敬佩易礼容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国民党进行斗争所做的大量工作。二人志同道合,结为伴侣。),离开挚爱的子女,秘密搭乘华侨司机谭卓凡(劳协会员)开的运货车,6日下午到贵阳,隐蔽在闹市区的一家小纸烟店阁楼上。后来陈青凌开车带易礼容的儿子荷生及女儿蔷生到贵阳(二人转道贵阳回长沙),知道易滞留贵阳的处境仍很危险,马上找在军统局汽车队工作的华侨司机(劳协会员)来商量,一致认为易礼容留在贵阳很不安全。易礼容说他原来想先回湖南,再到上海劳协总部,现在看来不行了,只能到南京找中共代表团协助去延安,或者到香港去。会员都赞成易去香港。新加坡华侨司机甄剑雄表示,愿辞去工作专程护易到香港。大家又对具体走法作了安排。鉴于当时军统局的车队在路上可免受检查,就将易礼容化装成穿着油污工作服的司机助手,乘军统局车队的车去柳州,约好途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易礼容都不要说话(因为易是纯湖南腔容易暴露身份),一切由甄剑雄处理。就这样途经柳州,然后乘船沿柳江、西江辗转至广州,费时3个月,才到达香港。

  “八·六”事件后,国民党加紧逼迫劳协,要朱学范参加伪国大,并排斥解放区工会于劳协之外,遭到朱学范拒绝。1946年11月,朱学范被迫离沪到了香港,上海劳协被国民党改组。朱学范抵港后,与易礼容商讨,并得到解放区工会负责人刘宁一同意,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决定将劳协总部迁香港继续斗争。易礼容起草了关于劳协迁港办公声明的稿子,朱学范过目后,易礼容亲自送到香港《华商报》发表。从此,劳协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完全决裂。

  劳协总部迁至香港后,在解放区工会的支持下开展工作。易礼容仍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他和陆续到达香港的劳协干部都是过供给制生活。为推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由香港派人往上海、武汉、衡阳、重庆等地,联系劳协积极分子,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下,开展瓦解反动派及护产保厂等斗争。

  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劳协派代表团参加“六大”。朱学范已先期到达哈尔滨,并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易礼容为代表团成员,但因工作关系未能出席。“六大”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协成为全总领导下的一个工会团体。朱学范当选为全总副主席,易礼容当选常务委员。

  1949年5月,易礼容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从香港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1日,易礼容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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