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中作出工人阶级新贡献
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办公室http://www.workercn.cn2018-02-11来源:中工网——《中国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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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职工队伍发展中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伴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大量涌现,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我国职工队伍内部结构、就业形态、技能素质、权益实现、利益诉求、入会动力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职工队伍内部分化加大

  (一)职工队伍内部分层明显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各群体之间的界限、利益关系、总体格局逐渐明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工种职工之间收入差距,以及同一地区、同一行业、同一所有制、同一工种职工内部收入差距明显。

  (二)职工队伍内部阶层流动受阻

  不同群体职工由于文化程度、技能素质等原因,在劳动岗位、劳动报酬、教育、医疗、居住等利益诉求方面的差异明显,职工队伍内部流动性减弱。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党团组织率、身份认同度、社会事务参与度都低于城市职工。不同阶层职工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上呈现出不平衡,影响了跨阶层流动。

  二、职工就业形态日益多样

  (一)互联网催生职工“原子化”现象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新及分享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工业化基础上的传统就业方式,缓解了社会结构性失业问题,孕育自由灵活的就业创业形态,改变着职工就业生态。本次调查显示,有54%的职工认为基于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带来更多就业选择机会。互联网行业的平台效应越来越明显,“平台型就业”浮现,“创业式就业”热潮发展,越来越多职工通过互联网平台寻找工作机会。本次调查显示,48.3%的职工明确认为离开互联网无法或只能部分完成现在的工作,正在做、曾经做过互联网新兴工作的比例达16.6%,在正在或曾经做过各类互联网新兴工作的职工中,互联网新兴工作评价比较好的占47.7%。而通过本次网络调查得到的“我正在或曾经从事互联网新兴行业的工作”的比例高达59.9%。新就业形态以极高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特征群体提供公平和无差异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收入。许多人开始不再将自己束缚于某个公司或者机构,而更愿意“为自己工作”,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资源加入分享经济平台。在一些领域一个职工可能对应多个职业,其身份难以用一种职业界定,单位的概念越来越模糊。

  (二)职工就业压力增大

  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需求出现结构性分化,职工群体特别是文化程度、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者面临更多的就业压力。本次调查显示,担心和有点担心自己会失业的比例达45.4%,30.9%的职工认为基于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对就业岗位有冲击。本次网络调查显示,有14.9%的网民认同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未来可能有很多就业岗位会被机器取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涉及一些企业的关停并转迁,一些职工面临安置分流。

  三、职工技术技能素质存在短板

  (一)素质有待提升、结构分布不合理

  本次调查显示,制造业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7年,其中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从业人员比例为16.4%,在各个行业中排位相对靠后;大专(高职)文化程度的比例为26.2%;高中(职高)文化程度的比例为20%;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为23.2%,在各个行业中比例较高,仅低于住宿和餐饮业(30.1%)、农、林、牧、渔业(24.1%)。这种情况难以适应发展实体经济、实施“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国战略的需要。本次调查显示,在结束上一份工作后,没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达66.6%;最近一年偶尔参加单位组织培训的职工占19.8%,没参加过的占2.2%。我国技术工人求人倍率超过1.5:1,高技能工人高达2:1,高端技术工人需求缺口一直居高不下。在非公企业、小微企业,技术工人更是匮乏。本次调查显示,无技术等级的比例达72.8%,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达61.3%,有高级职称的职工仅为4.5%,与2012年相比提高0.5个百分点。

  (二)职工提升技术技能缺乏激励保障机制

  本次调查显示,56.7%的职工表示参加了单位培训并没有增加收入,57.7%的职工表示没有因参加培训得到工作岗位的提升,培训在收入提升、职务晋升上的作用并不明显。高级技师上月从单位获得的到手全部货币收入均值为3742元,而单位一般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收入均值分别为3785元、4736元、5535元,说明高级技能人才的工资收入在企业中仅与一般管理人员持平,与中层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有一定差距,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在收入分配上没有体现出优势。在与职工个别访谈时,有许多职工反映,当技能等级达到可评定的最高级别后,在岗位、身份和收入上都很难再有提升。技能人才教育投入不足,一些企业不能很好落实按职工计税工资总额的1.5%-2.5%足额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有关规定。据对企业工会主席的问卷调查统计,企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占职工工资总额比例低于1.5%为18.2%,没有提取或表示“不知道”的占34.6%;职工培训经费用于一线职工培训的比例“未达到60%”、“没有用于一线职工”和“不知道”的占30%;企业对加强技术工人队伍建设态度属于“一般,差不多够用就行”的占10.3%,“不太积极,培养好了就跳槽”的占2.7%,“基本不培养,就从市场招人”的占1.8%。一些外资及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职工教育培训上存在时间安排、经费使用有折扣等问题,一些民营企业存在重使用轻培训,或只使用不培训现象。

  四、职工权益实现不够到位

  (一)职工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劳动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进入矛盾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件时有发生。本次调查显示,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劳动关系主体由双方转向多方,显现出灵活复杂的趋势。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与互联网平台型组织的复杂关系难以用现行的法律关系界定。以网约车为例,专车司机与网约车平台之间是一种“新型劳动关系”,与传统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完全匹配。平台就业呈现出关系灵活化、工作碎片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的特征,对适应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政策体系带来较大冲击,增大了就业者面临的市场风险,包括收入不稳定、需求变动冲击、价格变动冲击、无就业保护、无社会保险等。

  (二)职工劳动经济权益保障水平亟待提高

  一是收入分配不合理。职工收入差距仍然较大,19个行业门类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3.64倍。本次调查显示,一些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收入分配向管理等岗位倾斜,一线职工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很好体现。本次调查显示,普通职工上月从单位获得的到手全部货币收入均值为3113元,为各序列职工的最低。在年终奖发放上,普通职工平均拿到4150元,而高层管理人员则为18061元,差距明显。在回答“单位经营管理者和普通职工关系不够融洽的主要原因”时,排在前两位的分别为“职工收入低”(57.2%)、“收入和福利待遇差距大”(41.4%)。普通职工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度不高。23.6%的普通职工2014年以来没涨过工资,这个比例高于专业技术人员(15.2%)及各类管理人员(一般管理人员20.8%、中层16.2%、高层18.9%)。

  二是社会保障水平不高。部分职工未纳入制度覆盖范围,不同单位、职业身份享有的社保权益存在差异,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跨省转移接续难。部分企业存在社保未缴费、不足额缴费、不按时缴费的现象。本次调查显示,职工劳动合同中没有(包括不清楚)对社会保险有明确规定的达24.8%;没有办理(包括不知道)失业、工伤保险的职工比例分别达31%和23.6%。不同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参加社保情况差别较大,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例,公有制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分别占90.1%和91.7%,非公有制单位分别为73.3%和74.9%,相差在15个百分点以上。

  三是劳动定额有待规范。当前企业单方面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现象较为普遍。本次调查显示,工作单位在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时,由领导(老板)个人说了算、管理部门单独制定的占54.6%。47.1%的职工每周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内,31.3%的在41-48小时,48小时以上的占21.6%,表示加班加点按劳动法规定足额拿到加班费,或按加班时间安排相当时间倒休的仅占44%。在是否愿意加班方面,表示因为没有补偿或补偿很少而不愿意加班的占28.5%。在休息休假方面,表示没有享受带薪年假、没有补偿的占35.1%;享受了带薪年假,但没有达到规定天数的占6.8%。如果按行业类别划分,既没有享受带薪休假也没有得到补偿比例最高的是住宿和餐饮业,达到24.3%。

  四是职业危害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一些行业和企业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改善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本次调查显示,工作岗位或工作环境存在高低温作业风险,并且防护措施不够或没有的占7.3%,噪音污染占10.9%,粉尘污染占10.7%。由于“三新”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性,职工的户外和企业外劳动保护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北京市总工会调查显示,在北京市网约工中,平台为其提供标准化生产工具的只有19.36%(主要是网约家政人员和美容师等),提供劳动保护用品的只有13.9%,提供商业意外险的只有16.44%。

  (三)困难职工和农民工群体生产生活问题突出

  据全总统计,截至2016年末,全国工会建档的困难职工家庭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37.5%,老工业基地、三线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独立工矿区等领域困难职工人数较多。由于户籍原因,扶贫政策尚未覆盖到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在遭遇困难时,这部分人既无法享受城市低保,也无法享受农村低保。城市贫困群体特别是困难职工游离于现行扶贫政策之外,城市社会救助主要依据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没有考虑“支出型贫困”,低保边缘户、“夹心层”难以进入救助范围。甘肃省调查发现,49.9%的职工表示家庭“花销较大,基本月光”,98.2%的职工认为现在的物价对生活影响很大或有影响;除医疗和教育问题外,住房问题也成为职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还房贷的占28.4%,无房职工近35%。

  五、职工利益诉求日趋多元

  (一)职工对于社会状况、基本权利的认知和自身利益的诉求差异较大

  本次调查显示,职工感觉压力最大的前五项分别是“收入低”“房价越来越高”“看病就医费用高”“子女教育”“养老”,占比分别为63.4%、49.4%、40.6%、39.5%、24%。这与2012年相比没有变化。同时,基于前期改革历史遗留问题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出现的矛盾相互交织,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一些职工思想状况表现为“三转变”,即从被动维权向主动诉求转变,从追求生存权益向追求发展权益转变,从追求物质权益向追求精神权益、民主权利转变。

  (二)职工对地位认同有所弱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身份制、单位制逐步解体,部分职工认为自己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从政治地位看,职工中党员、共青团员的比例不高。本次调查的职工中党员比例为27.3%,共青团员比例为21.7%。一些职工特别是在非公企业职工存在被雇佣感。

  (三)职工民主参与渠道有待拓展

  一些地方职工群众尤其是农民工、劳务派遣工和一线工人等群体进入“两代表一委员”(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相对较少。本次调查显示,部分职工代表的身份被企业经营管理者替代,普通职工对宏观政策制定的影响较小。互联网技术应用对职工民主参与行为的影响需加强引导。在调查中了解到,已经有一些企业实行了网上职工代表大会、网络投票表决,但也引发了一些职工对意愿表达真实性、隐私性和安全性的担忧。

  六、职工入会内生动力不足

  (一)一些职工尚未加入工会

  非公企业及其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越来越成为职工集中的主要领域,但从总体上看,非公企业建会率、非公企业职工入会率相对偏低,不少农民工、劳务派遣工尚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新业态新模式带来了企业和职工的新型组织形态,如创客空间、创客小镇、网约车平台公司等,能否组织其从业人员加入工会、如何有效组织他们入会,急需破题。

  (二)工会组织对职工吸引力凝聚力不够强

  本次调查显示,职工最希望单位工会开展或加强的职工服务工作,排在前三位的是: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组织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据本次网络调查显示,认为当前一些工会主办的服务职工类的网站或APP存在单调枯燥不吸引人、版面样式无特色、信息量少范围狭窄的现象。一些基层工会普遍缺人,工会干部理论素养、工作能力、创新精神还不完全适应工作需要。本次调查显示,大部分县级工会仅有编制3-4人,实有干部职工5-6人(包括聘用人员)。企业工会干部普遍兼职,专职率比例较低,基层工会主席76%是兼职。

  (三)“互联网+”工会建设任重道远

  本次调查显示,38.6%的职工表示所在单位工会没开展过网上服务职工工作,23.9%的职工没参与过在网络上(网页、客户端、微信、微博、公众号等)开展的工会服务职工活动。在参加网上工会活动的职工中,通过自发途径知道网上工会活动的只有34.3%,这说明工会工作主要还是采取传统的“线下”方式开展,职工网上活跃度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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