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工运活动述略
◆文/赵薇http://www.workercn.cn2017-09-30来源:中工网——《工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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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英,189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原名项德隆,化名江俊等。项英历任党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工运先驱。抗战初期,担任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前半阶段,项英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大潮中。作为一名工运闯将,项英奋战于工运斗争一线。他还在苏兆征去世后,一度担任五次劳大选出的委员长一职,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厘清革命道路、进行革命实践,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知名领袖之一。             

  走向革命         

  项英出生于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在其七岁时父亲便因病去世,因为家贫,他从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后便不得不中断学业,做工以养家糊口。1913年,项英到武昌模范大工厂做工,成为该纺织厂的学徒工。项英在“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成为一名熟练工人,每月工资在8-9元到11、12元不等。他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尽管该厂规定星期日休假,但“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项英和其他工人一样,谁也不敢争取休假,还要加班,以赚取工资养活自己和家人。

  出身工人阶级,项英对社会黑暗、中国工人阶级的痛苦非常熟悉。面对工人遭受的压迫、剥削,他也在思考如何才能改变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悲惨命运。俄国十月革命及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促进各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劳工神圣的思想及苏俄工人翻身当主人也迅速影响到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极为重视工人运动,将之作为革命的基本任务,并专门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来负责这一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劳动周刊》作为机关刊物,宣传工会组织建设、工界斗争等内容,给各地工运提供指导。

  此时的项英,尽管工作繁重,但仍坚持学习,每天坚持读书2小时。《劳动周刊》是他的重要读物,从周刊上面他了解到劳工界的很多信息,思想得到极大提高。《劳动周刊》提出工人阶级要组织起来,他极为赞同,“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项英已经树立了投身工人运动这一伟大抱负。然而,此时的他一方面苦于不知如何改造自己、参加工作;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实现工人阶级“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的迫切愿望也不知如何去做。因而当他听到同乡李书渠说到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包惠僧时,他就致信包惠僧等,想要同他们讨论工运有关问题。在见到包惠僧时,更是明确表示自己本就是工人,极为了解“工人的心理和要求”,愿意努力投身工运,跟着他们共同努力。

  包惠僧对他的革命热情和抱负非常欣赏,并感慨到如果各处工人都和项英一样的话,那么工作就好做了。他送了项英《两个工人的谈话》、《劳动音》、《苏俄的研究》等《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书籍,并请他为《劳动周刊》撰稿。此后又和项英深谈了一次,认为他“确是个有思想抱负的青年工人”。包惠僧及劳动组合书记部此时在武汉开展工人运动,正在酝酿在京汉铁路江岸段组建工人俱乐部,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负责江岸地区3000多名工人的联系组织工作,因而即请项英参与到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筹建工作之中。尽管项英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人了,但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昂首阔步地走上革命大道。

  投身工运         

  1921年末,项英即在包惠僧带领下前往江岸,参加到江岸工人俱乐部二次筹备会议之中,并担任了文书一职,具体负责俱乐部的各项筹备事务。早在他开始工作前,武汉党组织就告知其江岸铁路工人中存在的帮口关系,希望他在工作中能注意联络各帮头目,消除帮口间矛盾冲突。早在模范厂工作时,项英就发现工人中帮口组织问题普遍存在,因而认为要严密注意这个问题,“随时随地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项英搬到了刘家庙地区,与铁路工人生活和学习在一起。工友们看到他丢掉熟练的纺织工人的职业,舍己为人来搞工人自己的组织,吃苦耐劳还能说会写,大家都很佩服,因而不久他就与工人打成一片,“与工人水乳交融地团结在一起,树立了他在工作中的威信”。特别是在帮口问题上,他尤其“与各帮的领袖人物处的很好”。

  他利用这一有利契机,加强宣传工作,使工人们认识到团结起来的伟大意义。为了更好地对工人进行教育,他还担任了工人俱乐部所办业余夜校的教员,提高工友们的阶级意识。项英强调要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通过宣传“工人无祖国”这一要旨加强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这对打破帮口的封建意识,瓦解帮口,促进工人团结意义重大。对于占据多数的小工们来讲,一方面很多小工们不分帮派,都在夜校学习,直接加强了对他们的团结和组织;另一方面,针对很多小工被其他工种的职工瞧不起,项英加大了教育力度,纠正了其他工种职工的错误思想。这有力地凝聚了这个“最为坚强的一个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工人们的团结。此外在工作中,他非常重视和各站、厂的负责工人和活动分子保持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工人的组织团结建设。包惠僧称赞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的工作中,项英“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他领导江岸工人俱乐部,积极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与资方进行一系列斗争,赢得了工人的信赖和支持,在工人中影响很大,更多工人加入这一组织,成为京汉铁路上最大的工人组织。

  1922年7月,项英参加了中共二大,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了更深认识,并且强调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成分”应占一定比重,因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吸收大量的进步的工人入党”。要有大量的进步的工人,工会组织的建设非常关键。在武汉地区, 1922年五一期间,江岸工人俱乐部改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后,他即依靠这一组织先后成功领导了为工人黄宝成无辜被铁路巡警殴打及京汉铁路南段工务处段长与厂长虐待工人、无辜开除工人的罢工斗争。此后,他还与许白昊、林育南等成功组织领导了汉阳钢铁厂的工人罢工活动、扬子机器厂工人罢工、英美烟厂工人罢工等。在斗争中,他总是身先士卒,赢得工人们的赞誉与支持。同时,在他和林育南等人的推动下,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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