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雪芹
◆文/孙德宏http://www.workercn.cn2017-08-31来源:中工网——《工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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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曹雪芹死于1764年。

  这一年,曹雪芹年仅40岁。

  那是这一年的大年三十——1764年2月1日,乾隆二十八年睽未的除夕。

  烟花。爆竹。张灯。结彩。语笑。欢腾。

  总之,喜庆。

  此时的雪芹先生,已经不能消受这过年的喜庆了。他带着饥饿,带着寒冷,也带着那场尚未完成的红楼大梦的无尽哀痛,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欢乐,更给他凄苦的人世。

  头一年,京城流行痘灾,万家儿女烟消云散,贫困交加的雪芹一家也未能逃脱。此前几个月的秋分时节,雪芹的唯一爱子也染上了痘疹。有钱的人家用牛黄、珍珠来医治,可此时寒居于京华西山脚下的曹雪芹一家正“举家食粥”,哪里有钱“饵牛黄、珍珠无算”?饥寒交迫的雪芹手足无措,只有眼看着小儿日渐衰微、气若游丝,以至不救。

  爱子之死成了压倒曹雪芹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儿走了没几个月,曹雪芹,也走了……

  三十年前的阳春之月,我曾去了北京西山,去追寻雪芹先生的故事。

  那时,这里已是香山植物园。万国花卉,姹紫嫣红,争相斗艳。转过山来,清末的兵营遗迹还在。不远处有指示牌介绍说,雪芹先生在最后的岁月时,曾在这一带住过。当然,此时已看不到任何雪芹的遗迹了。看到的只是郁郁葱葱的山,清清爽爽的风,还有花草的清香和简单修整的山间小路。

  那时,在我心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更多的是雪芹的励志,或许还有一些雪芹对生命和时光的感慨而已。几十年来,遥想雪芹先生——很可以套用康德墓碑上铭文的语式来表达——愈思愈新,愈思愈深:这是怎样的旷世人物啊!

  二

  曾经看过一个后人关于雪芹大梦中人物,“金陵十二钗”的故事。

  据说,《红楼梦》问世一百多年后的民国时代,有一群新时代的文人聚在一起谈论《红楼梦》。有人提议做个投票测验:假设可以求做妻子,每人从十二钗正册中挑选一位。结果,十二钗中有两位落选,一位是王熙凤,另一位是林黛玉。这些文人对这个结果进行了这样的总结:王熙凤落选是因为实在“惹不起”,林黛玉落选是因为确实“配不上”。最后还有一句:其实,她们可能是更可爱的。

  关于十二钗,乃至《红楼梦》所有人物的品评、研究,在一大部“红学”史中可谓是汗牛充栋。至于上述文人们的“选择”当然是每个人的私事,虽然其中有明显的几千年来男人的“居高临下”。完全可以一笑了之,大可不必当真。即便把它上升到某种学术层面,对王熙凤、林黛玉等等的评价是否恰当,当然也是可以讨论,乃至批判的——

  谁的心中没有自己的“金陵十二钗”呢?

  我所特别关注这个故事的是,在史来浩如烟海的小说中,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何以成了世人各自生命经验,乃至价值取舍的标准和参照?

  认真想想,在这些民国文人的笑谈中,确实也展露了一个颇有些形而上的东西:更多的生命,是用来天长地久过幸福日子的;也有一种生命,是用来照亮和升华我们芸芸众生这无趣的现实世界的;更有一种生命,是属于“远方”,是用来憧憬和怀想的。

  雪芹笔下的人物有着这样的感召力,是因为她们和他们说透了我们的生活,映照了我们的生命,甚至刻画了我们活着的某种追求。

  仅以这些形象的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而言,仅以我们文学概论课本中所说的人物形象“典型性”的套路而言,当代作家中,或许金庸先生可同享此一殊荣。不过,他们的区别却是明显的:金庸人物多在天上,在童话里,而雪芹人物则多在地上,多在那个时代的生活中。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当然大多要编个或复杂或简单的故事,当然都得编排些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所谓生死聚散、爱恨情仇等等,庶几可以涵盖。《红楼梦》也不例外。但若仅是如此,那么《红楼梦》也早就成了过眼云烟,“红学”的蓬勃也就没什么存在的合法性了。毫无疑问,《红楼梦》显然远远超越了这些。在这个似梦似幻,却又触手可及的大观园里,有人看到了家常里短,看到了爱情荡漾;有人看到了世态炎凉,看到了世道人心;有人看到了生死无常,看到了庄老色空;有人看到了阶级斗争,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当然,还不止这些。

  至少,仅就上述若干无聊或有聊的现代文人们的“选妻”故事来看,《红楼梦》里确实还有“生命”和“远方”。

  当雪芹先生死后十几年,戴震冒天下之大不韪,喊出“欲、情、知”都是人的血气心知自然形成的天然人性之时;当康德呕心沥血构建他的“知、情、意”,终于呼唤“人是什么”之时,曹雪芹在他的红楼大梦中已经表达这些了,就像黑格尔所说的“感性地显现”了这些“理念”了——在曹雪芹的心中,那是人的生命之中原本所应该有的生机勃勃、自由追求,而又不得不被时代毁灭的人性绝唱:

  为什么?

  谁能回答这一“天问”?

  就这一点而言,当我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还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放在一起品味时,竟然发现:它们言说的、梦想的、感叹的,原本是一回事!

  这一感受竟是如此深刻。

  这令我想起了民国初年鲁迅的那篇《狂人日记》:翻了一夜中国的历史,居然只是两个大字——吃人!想想,这可是一百多年后的1918年了,这可是几千年封建王朝已被推翻的民国了!此时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仍然被视为“狂人”、疯子。那么,此前一百多年这么思想的人,那又会是疯狂到了什么样子?

  三

  再回到乾隆二十八年的那个除夕之夜。

  雪芹走了。雪芹一家都走了。留下来的是那部尚未全部完成,而且尚需整理誊抄的“红楼大梦”。

  不过,我们应该记得,还有一位雪芹的亲人留下来了。

  这位亲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评点《红楼梦》的“脂砚”。

  曹雪芹死后十年,也就是1774年,脂砚最后一次批阅《红楼梦》。

  她在首回眉批了这样的一段话——

  知眼泪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

  然后,至第一回雪芹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处,脂砚应该已是泪流满面了。这几句评点完全就是脂砚的绝命之辞——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应为暌未)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殆尽!

  今而后,惟愿造物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红学研究者周汝昌先生考证说,脂砚就是《红楼梦》中的史湘云的原型,而且也是曹雪芹最后的爱人。

  以此看来,脂砚此前曾因英莲的命运而叹评“生不遇时,遇又非偶”,再结合“惟愿造物主再出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则实在是触碰了我们内心之最柔软处了……

  “生不遇时”也就罢了,这等人生际遇之类的故事,世所多见,诗家士人常常以此感慨系之,但其指向多为怀才不遇而已。但雪芹、脂砚这一对,对“遇”与“不遇”的感慨和哀痛,竟是“遇”却“非偶”!

  这倒是真像宝玉、黛玉一样,才与不才、名与不名,那又有什么要紧?

  这才真叫“出生入死”。

  人性之“爱”,比社会之“理”重要得多。这样的价值取向与“存天理,去人欲”相比,确实令人惊心动魄——这岂不就是戴震那句“人的血气心知自然形成”的人性觉醒,康德那句“人是目的”的现实生活版?正是因为这现实生活版的鲜活真切,才使得我们更加感同身受、身心皆震。

  不错,仔细回味脂砚这句“遇又非偶”,真真是令人痛彻心扉,欲哭无泪。

  如果周汝昌先生的考证立得住脚,那么没能留有任何“创作谈”和其他著述的曹雪芹的真实思想,应该就是脂砚最为了解的了。那么,脂砚的痛彻心扉、脂砚的“泪亦殆尽”,就也应该是曹雪芹的切身感受了。如果这一点也能成立,那么,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作为艺术的创作者,而非学者、理论家的雪芹先生,又如何表达、宣泄自己对生命、对爱、对世道人心、对人性的感受?

  想来想去,他也就只能如此以艺术虚构的方式,弄出这么一场红楼大梦,呕心沥血,仰天浩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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