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钟敬文先生的两次交往
◆文/王畅http://www.workercn.cn2017-07-11来源:中工网—《工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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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我应该算是钟敬文的学生,因为在我就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时,钟先生就在我们系里任教授。但是,由于时代的特殊原因,那时钟先生还没有正式开课,因此我也就无缘聆听他的讲课。

  不过,在上学和留校任教期间,我还是有缘与钟先生交往了两次。

  第一次与钟敬文先生交往,是在我上学期间。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为贯彻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大学在探索着教改的方向——文科是“以任务带教学”、理工科是“以设计带教学”。记得大一下学期的现代文学课,除了学一些文学史知识外,我们系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的注释鲁迅《集外集》的任务。任务层层分解,从系到班,从班到组,每个人都分了若干条注释任务。说实际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而且是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搞鲁迅《集外集》的注释,实在勉为其难,因为鲁迅《集外集》收的文章比较杂,有些文章历史背景复杂,要弄清楚,需要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扎实的考证功夫;有些文章是他的早期作品,是用文言写的,比如《斯巴达之魂》《说鈤》等,凭那时学生的水平,借着注释读懂就不错了,还要给它做注释,真有点异想天开。不过,每个组都有老师带着,系里还启动了一些资深老教授做“顾问”(其实,最后定稿还是靠教授们),有了问题可以请教他们。

  钟敬文先生就是“顾问”之一,实际他应该是“主将”,因为他早就是国内有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了。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小组的同学在学校图书馆查找资料。我遇到一个问题不解(是什么问题现在实在记不得了),就向带领我们的张老师请教,她似乎也不能满意地解释,于是就努努嘴,示意我去请教坐在另一间阅览室里的钟敬文老先生,而且说“那可是个大专家”。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钟先生。他的面相慈祥温和,有些男人女相的样子;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他一点也没有教授的架子,耐心地给我讲解他的见解。

  他帮我解决了问题,我似乎可以交差了。然而,课后听一些“信息灵通”的同学说,钟敬文是靠反鲁迅起家的。我的心里有些疑惑不解:老师不是说他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吗?他怎么会反鲁迅呢?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在钟先生20 多岁的时候, 他曾怀着崇敬的心情访问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先生 , 并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记找鲁迅先生》。不久,钟先生又编了《鲁迅在广东》(北新书局1927 年 7月初版),收入记述、欢迎鲁迅先生到广州的文字 12 篇, 还收入了鲁迅先生3篇演讲词。当年,鲁迅先生对《鲁迅在广东》十分不满,并给以指责,特别反对把3篇演讲词收入《集外集》,他在给杨霁云的信里说:“《鲁迅在广东》中的讲演, 则记得很坏,大抵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订正,希先生都不要它。”但是,据我的老师、现代文学史专家朱金顺考证,鲁迅先生记忆有误,那3篇讲演词中只有一篇没有经过他审定。朱金顺在《钟敬文与鲁迅研究》一文中说:“那么,为什么鲁迅先生对讲演词及《鲁迅在广东》如此反感呢? 对此,钟敬文先生认为,当时鲁迅先生有些误会,认为钟先生与顾颉刚先生是一伙的。而鲁迅先生对顾颉刚的意见,鲁研界都是极清楚的。钟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从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能够得到印证。”

  我不是研究文学史的,文学史上的是是非非也非本文旨趣,因此不再赘言。

  总之,与钟先生的第一次交往,他给了我教诲,也留下了“疑问”。

  第二次与钟先生交往,是我毕业留校任教几年后转到校刊做编辑的时候。

  记得有一年,国务院公布博士授权点,钟敬文是全国民间文学唯一可以授权博士学位的教授,我们校刊编辑部决定对此进行宣传,要我写一篇他的专访。恰在此时,他又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并受到表彰,因此主编要我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我采访完很快写成稿件,准备送钟先生审阅。那天,我爬上北师大主楼的六楼,来到中文系主任室。当时钟先生虽然已年届八十,但还担任着中文系的主任。见面后,我说明来意,钟先生放下手里的活,开始审阅我写的关于他的专访稿。他很快就看完了,摘下眼镜,放下稿件,对我说:“你的文笔不错,可以多写点东西。你可以看看周作人的作品,作为借鉴。”我说:“谢谢,谢谢您的鼓励。”

  当时我不知道钟先生为什么要我看周作人的作品。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是孤陋寡闻,还没看过周作人的作品,除了鲁迅的作品,大量地阅读中外长篇名著。多年之后,我才认真读了周作人的散文集《怀旧》,感到其文字明白如话、平和温馨,与其兄鲁迅的风格迥然不同。

  话说回来,我的那篇专访文字不长,现在录下来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晚年钟敬文的精神风貌。

  不到终点,就要赶路

  ——访著名民间文学专家、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钟敬文教授

  下午两点,我敲开北京师大中文系办公室的门。啊!钟先生已经在那里等我了。我们原来约好要在那里谈一谈。

  “钟先生,听说最近您参加了北京市表彰先进大会。您有什么感想?”放下手里的书包,我这样问。

  钟先生谦逊地说:“我没做出什么成绩,学校的干部、教师、职工推荐我,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现在祖国建设的形势很好,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干部,就要为国家着想,哪怕能力小,有多大力就使多大力。”

  钟敬文教授今年整整80岁了,但是他还像青壮年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现在,他担任着中文系主任、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除了这些社会工作,他还带了6个研究生和一个日本进修生。他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这次国务院批准中国民间文学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教授,全国只有他一个。谈话中,他反复对我讲:“现在,我最重要的事情就培养中青年接班人,让我们国家刚刚复活的民间文学巩固、发展起来。”

  在民间文学教研室制定五年规划的讨论会上,钟先生表示,要创造条件,3年后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并使教研室的一、二、三梯队(包括教学、科研及辅助人员)得到尽快尽好地发展。他还提出,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近、现代《中国民间文学史》和近、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两本专著搞出来,并且通过这项工作和其它的教学科研活动,提高这支队伍的水平。

  为促进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发展,钟先生真是达到了 呕心沥血的地步。今年春节期间,他亲自带领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前往北京远郊延庆县,参加那里的花会活动,以便搜集有关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原始材料,并使同志们增加这方面的感性知识。此外,他还为对外发行的《中国民间故事集》写了序言,为《中国大百科年鉴》写了介绍1981年民间文学发展概况的文章《挺进中的民间文学》。目前,他正集中精力评阅研究生毕业论文。

  钟先生的日程表上是没有星期天的。几年来,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民间文学这块几乎是处女地一般的原野上,辛勤地耕耘着。他主编了《民间文学概论》《中国民间文学作品选》等高校教材;还写了2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同时,在教研室同志的协助下,又整理出版了《民间文学谈薮》一书。最近,又整理了解放以来他的有关民间文学方面的论文,编成《钟敬文民间文艺学论集》(上)一书,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年内即可与读者见面。钟先生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几乎天天爬上北师大办公楼的六楼,到办公室去读书、写作。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就是星期日也不例外。

  一个暮年老人怎么会蕴藏着如此旺盛的精力呢?钟先生感慨地对我说:“我是个老知识分子。我看到过我们祖国从玖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搞好。只要我们每个公民、每个干部都尽自己的力量干,我们的目的就会实现。我今年80岁了,精力不行了,但是我活一天,就要干一天。”

  我说:“您的身体还很健康,精力还旺盛呢。”钟老风趣而谦虚地说:“老牛破车,还要赶路,因为还没到终点呢。”

  “还要赶路,因为还没到终点”,这闪光的语言不正是钟先生的思想和品格的真实写照吗?

  采访结束了,然而钟先生那种“不到终点,就要赶路”的精神,却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摘自拙著《社会转型期的记录与思考》,原载1982年4月27日《北京师大》

  ……这就是我与钟先生的第二次交往,他的精神感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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